讓•梯若爾(Jean Tirole)

關於讓•梯若爾應該知道的五件事
英國《金融時報》 林賽•維博羅賓•哈丁報導

讓•梯若爾(Jean Tirole)成為今年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獎(Nobel Prize)的法國人，他以對限制寡頭壟斷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對於他榮獲“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的工作，我們希望通過以下五個問題做個闡明。

梯若爾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評獎委員會讚揚梯若爾建立了第一個有關產業組織的“包羅萬象而又邏輯嚴密的理論”，並稱讚了他在寡頭壟斷監管理論上所做的貢獻。所謂產業組織理論，是解決產業結構及企業間競爭的經濟學領域。


該委員會指出他的貢獻涵蓋面極廣，並提到了他對產業組織理論的反思。該委員會還提到了他對“戰略性投資及研發競賽”、“動態寡頭壟斷”以及“合作營銷”的研究，以上領域是他與多位合作夥伴共同開展的研究。

他對寡頭壟斷監管理論有何重大發現？

在梯若爾之前，經濟學很擅長處理完全競爭問題（比如大宗商品市場），也擅長處理單極壟斷的問題。對於寡頭壟斷格局下企業的行為方式，人們也有一些一般化理解。而梯若爾的貢獻在於，他為這些理解增添了極為豐富的細節，並將它具體運用到了特定產業。他推斷說，對於寡頭壟斷，不存在普遍適用的監管方式。

他使​​用博弈論和契約理論等新的工具，構建了相關的理論框架。所謂博弈論，是研究衝突與合作的數學理論。契約理論，則是研究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如何形成契約的理論。

對寡頭壟斷監管的一個巨大問題是缺乏企業成本和定價的完整信息。上世紀80年代，梯若爾與他的合作者、已故的讓-雅克•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提出了一種新的創意，用複雜的、與產業相關的激勵式合同監管寡頭壟斷。

這種想法一方面能讓監管機構不必全面了解企業個體的經濟狀況，另一方面卻能確保消費者和社會不因產業內的超額利潤而蒙受損失。梯若爾這些研究特別針對電信產業及銀行業的監管行為。

他的研究對反壟斷政策有何影響？

梯若爾對特定產業內競爭的細緻入微的分析，引發了人們對監管行為同樣深入的反思。比如，監管機構經常會限制所謂“掠奪性定價(predatory pricing)”，即企業通過臨時性大幅壓價措施將競爭對手擠垮的行為。然而，梯若爾對報紙等產業的研究卻發現了一種無法適用這種監管方式的現象。在這類產業中，報紙的免費流通會吸引大量讀者，從而提高廣告收入。他還曾與讓-夏爾•羅歇(Jean-Charles Rochet)合作，對一類“平台市場”開展過研究。在這種“平台市場”中，“分屬不同交易方的參與者會在同一技術平台下建立十分密切的聯繫”。對於報紙這種平台市場來說，這裡的參與者是指讀者和廣告商。不過，軟件業和互聯網產業中也會以十分類似的方式開展競爭。

他還有哪些理論貢獻？

在梯若爾的長串出版清單中，還有大量其他真知灼見。為此，評獎委員會還引用了在生產鏈這一特定領域中，圍繞單極壟斷所產生的問題。在與帕特里克•雷伊(Patrick Rey)及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合作的過程中，梯若爾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產業鏈中某一環節的壟斷現像也會對其他環節產生連鎖反應。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是單極壟斷者能強行決定其產品或服務的供應量及供貨對象。

梯若爾獲獎的環境是什麼？

梯若爾研究的重要性正變得越來越大。蘋果(Apple)和谷歌(Google)等新的企業巨頭正在展開激烈競爭，他們的競爭方式卻與那種經典的經濟學模型毫無關係，後者研究的是眾多製造商和眾多消費者就同質化產品開展交易的情況。與經典模式相反，蘋果和谷歌向消費者提供的產品在價格上也許是免費的，而他們圍繞最新科技開展的競爭往往卻會導致其對市場的主導地位——至少是臨時性的主導地位。如何監管這類企業是一個棘手的政策問題。

目前，谷歌正因在互聯網搜索中的統治地位及相關行為受到歐盟(EU)監管機構的調查。此外，法國反壟斷當局仍在對幾家涉嫌大面積違規的快遞公司繼續開展調查，其中包括了最近宣稱已達成和解的英國皇家郵政(Royal Mail)和TNT。

對於政府和監管機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危機中扮演的角色，梯若爾的表態則十分強硬。 2012年，在接受法國《迴聲報》(Les Echo)採訪時，梯若爾曾表示，兩次危機均“源自”監管上的疏忽。其中，全球金融危機是源自審慎監管的缺失，而歐元區危機則是源自危機積累期間政府監管方面的疏忽。

譯者/簡易

The Shift and the Shocks 書評 (Joseph Stiglitz)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超越了他自己。這位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的著作，不僅闡明瞭我們自2008年以來一直深陷經濟“亞健康”狀態，還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我們為何有可能將這種狀態保持下去——這一點令人十分擔憂。這次危機早已催生了無數審視問題出在哪裡的著述。而《轉折與沖擊》(The Shift and the Shocks)則是率先分析為何沒有出現強勁復蘇的著作之一，它為必然出現的後繼者樹立了一個極高的標桿。

書中給出的數據顯示了我們面臨的局面有多麽糟糕。經通脹調整後，英美收入中位數仍然低於危機前水平。在歐洲，平均失業率高達12%。在問題最嚴重的西班牙和希臘兩國，青年失業率超過50%。把北大西洋看作一個整體，以危機前趨勢推算的產值與實際產值之間的累計差額高達數萬億美元。沃爾夫令人信服地論述了，這樣的結果並非不可避免，而是政策失誤的可預測結果，而且這些政策失誤還會導致長期後果。

他十分正確地指出，從根本上說，發達工業化經濟體在危機前的表現並不算好。不論是在許多歐洲國家還是在美國，總體需求的疲軟都為不力監管和低利率助長的泡沫掩蓋。目前，全球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包括全球經濟持續不均衡以及不平等日益加劇。而自上世紀80年代的盲目自由化以來，金融業的日益失調加劇了不平等。不過，與其他眾多分析相比，沃爾夫的獨到之處在於，他認為這次危機不僅僅是一次金融危機——要理解為何經濟沒能強勁復蘇，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盡管確實存在困擾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共同問題，歐元區的困境卻是個十分特殊的例子。沃爾夫解釋了為何德國堅持採取的緊縮政策註定會失敗，為何這一政策為歐洲其他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以及為何局面沒有好轉的希望。他將這一局面比作一場失敗的婚姻：如果不改變生活方式，離婚固然代價高昂，繼續共同生活卻同樣損失慘重。

要說我對沃爾夫的分析有何不認同之處，那就是他沒有盡其所能地將論述更深入推進。在討論全球不均衡狀況時，他對美聯儲(Fed)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及其他人提出的“儲蓄過剩”假說的批評不夠尖銳。該假說把過去被視為美德的儲蓄看作惡習，從而將譴責導向中國和德國——後者遭遇的譴責聲音要稍小一些。然而，如今全球對投資的需求是驚人的，這包括：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更不用說美國了）、全球經濟轉型以應對全球變暖的需求、甚至還包括全球許多地方存在的資金匱乏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這些都顯而易見地表明，問題不在於儲蓄過度，而在於當前的金融體系過度痴迷於投機，而不是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在資金過剩和急需資金的人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將稀缺的儲蓄資金分配到社會回報最高的投資中去。

有趣的是，和許多金融改革的倡議者一樣，沃爾夫也著力強調保護我們免受銀行之害：要確保銀行不要過度追求高風險，因為這麽做會讓社會中的其他人承擔過高代價（或者按照經濟學家的說法，會產生外部效應）。在金融危機的餘波中，出現了一些比這更反社會的現象：市場操縱（比如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醜聞和匯率操縱醜聞）、反競爭行為、掠奪性和歧視性放貸、透明度缺乏以及欺詐行為。對於這些現象，沃爾夫卻著墨不多。這也許是由於他相信，或者說希望，即使是“大到不能倒”和“大到不能抓”的銀行，政治上的影響力也不足以讓它們繼續此類行為而不傷及自身。不過，對於如何讓銀行真的承擔起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沃爾夫在書中討論得太少。

在導致今日困境的根本因素清單中，沃爾夫並未列入發達國家的結構轉型，即向服務業轉型，這種轉型的原因不僅僅是全球化，還有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它必然會導致製造業就業率下滑。然而，市場自身卻不能平穩地完成這類轉型。此外，在種種服務中，人們真正想要的是醫療衛生和教育（這兩種服務天生與公共支持相關）。出於這個原因，那種在某些地方成為政治流行的緊縮政策導致了尤為突出的代價。醫療衛生和教育是面向未來的產業，它們需要加大開支，而不是縮減開支。

看完這本書會讓人感覺十分沮喪。沃爾夫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帶來改變的改革措施。舉例來說，我贊同他的一個看法：對全球儲備體系的根本改革將提升今日經濟的穩定性，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盡管他如此清晰地闡述了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他所列出的清單——尤其是政治上可行改革方案的清單——卻讓人感覺不足以解決如此量級的問題。例如，對於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現象，如果它是根本宏觀問題之一（這種觀點正日益成為主流），政策清單中就該包括那些可能減輕它的政策。沃爾夫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對於那些會讓所有人（或者幾乎是所有人）受益的事情，即便事情很容易就能做到，也不太可能被付諸實施。

沃爾夫寫這本書的目的，可能是想讓我們從昏沉中清醒過來。如今，每個北大西洋國家都會抓住任何只言片語的利好消息不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不時染上毫無根據的樂觀情緒。《轉折與沖擊》一書描繪的壓抑圖景就是抵制這種樂觀情緒的有力警告：我們正深陷一種“亞健康”狀態，短期內不太可能擺脫它。

《轉折與沖擊——我們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了什麽、還該學什麽？》(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What We’ve Learned – and Have Still to Learn –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作者：馬丁•沃爾夫，艾倫萊恩出版社(Allen Lane)，建議零售價25英鎊/企鵝出版社(Penguin Press)，建議零售價35美元，496頁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