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of the
evidence for this view is convincingly presented in Daniel Kahneman’s
recent book “Thinking Fast and Slow”: spectacular failures of expertise
include predictions of the future value of wine, the performance of
baseball players, the health of newborn babies and a couple’s prospects
for marital stability.
有关这一观点，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在其新近著述《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展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就葡萄酒的未来价值、棒球运动员的表现、新生婴儿的健康情况，以及一对夫妇对婚姻稳定度的前景期望等问题，专家做
出的预测大错特错，令人叹为观止。
《 思考，快與慢》是預計6月15日討論的書. 不過戴老師覺得此書很無趣.讀不下去. 所以孤掌難鳴......
最近讀K. J. Wu 轉來的洪蘭教授的"負面言語讓人「未戰先敗」"
其中引用 Daniel Kahneman的一些想法
不過我認為洪教授太盡信書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D. Kahneman）在他的新書《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說，香蕉和嘔吐這兩個字本不相干，但是一旦把它們放在一起，會馬上令人感到不愉快。
大腦會自動作時間的序列，把香蕉和嘔吐連成因果，你就對香蕉產生暫時性的反感，連帶對黃色水果也不喜歡了。
這個自動化聯結所產生的作用，並不限於概念和文字，它甚至會改變你的行為。
紐約大學心理系教授巴夫請學生從五個字中選四個字出來造句，如：find（發現）、he（他）、if（如果）、yellow（ 黃色）、instantly（立即）。 另一組學生看到的字則是與「老」有關，如：forgetful（ 健忘的）、bald（禿頭的）、gray（灰色的）、 wrinkle（皺紋）。
做完之後，學生要到走廊另一端的實驗室去做另一個實驗。他測量學生走過走廊的時間，結果發現，那些看到跟「老」 相關字組的大學生，走的時間比看中性字組來得慢。原因在於，「 健忘」、「禿頭」、「皺紋」這些字促發了老的意念； 這個意念又促發了行為，使學生走路變慢了。
這個「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非常強烈。即使沒有一個學生注意到，這些字有共同的主題「老」。他們也都堅持， 老的念頭從未進入他們心中。然而，他們的行動卻變慢了， 這就是所謂的「意念動作效應」（ideomotor effect）。
更可怕的是，這個效應也可以倒過來做，動作也會強化意念。德國的研究者請學生在房間中走五分鐘，每一分鐘走三十步， 這是一般大學生步伐速度的三分之一， 然後請他們在電腦上辨認一閃而過的單字， 結果發現這些慢走的學生，對老年有關的字辨識特別快， 如forgetful、old。
假如你動作像老人，它會強化你老年的思想，這效應是雙向的。因為這暗示的作用是不自覺地發生。官員在談論國家前途時， 宜從正向著手去尋找解決方式，不可未戰先敗。........
現在我們可以查到近日心理學中的一熱門話題/爭議:Priming (psychology)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此文批評欄中有許多異議和建議:換句話說 "the priming effects"還只是待詳細驗證的假說.Criticism
Many of the priming effects could not be replicated in further studies, casting doubt on their effectiveness or even existence.[43] Nobel Laurate and psychologist Daniel Kahneman has called on social psychologists to check the robustness of priming studies in an open letter to the community, claiming that social psychology has become a "poster child for doubts about the integrity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44].....
洪教授似乎過於肯定了.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決策大師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原本預計4月1日下午與桃園縣長吳志揚對談，並針對台灣公共政策及經濟環境等議題提供建言。但桃園縣政府臨時表示，康納曼疑因心臟病發，緊急送至台北榮總就醫。
▼諾貝爾獎得主康納曼原要在桃園演講，疑因心臟病發緊急送至台北榮總。(圖／取自網路)
康納曼3月31日才拜會總統馬英九討論核四問題，今日則要就桃園航空城的發展提供意見，不料會議前驚傳身體不適。《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下午仍舊 主持高峰論壇，他表示，康納曼早上進行研討會時站起來答覆問題，突然覺得身體不舒服，後來深怕心臟病發作，便緊急送醫，後來證實只是腸胃不適。
高希均說，康納曼目前狀況已經穩定，也託夫人打電話轉達歉意。吳志揚表示，康納曼晚間7時還要搭飛機回美國舊金山參加另一場演講，80多歲的教授還能這麼有衝勁令人佩服。
------2012.7.26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aniel Kahneman)
本書稱Herbert Simon 之前 加一"偉大的 "/了不起的
在Herbert Simon追思集Models of a Man中
Daniel Kahneman and Shane Frederick 合寫一篇-- Encounters with the force of Herbert A. Simon
紐約時報書評
兩個大腦在運轉，一個快一個慢
2012年07月25日
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於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有意思的是，卡納曼是一位心理學家。具體說來，他的貢獻就在於他與另一位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斯基
(Amos Tversky(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挑戰、瓦解了經濟學理論界長期抱持的一個概念：稱作“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性優先決策者。特維斯基於1996年逝世，享年59歲。如果他還活着，他肯定會與其長期的合作者和摯友卡納曼共享諾貝爾獎。
“人類的非理性”是卡納曼的主要研究對象。他的職業生涯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他和特維斯基做了一系列別出心裁的實驗，揭示了二十多個 “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推理中無意識的差錯歪曲了我們對世界的判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我們傾向於受正巧展露給我們的不相干數字的影響（例如，在一次實驗中，經驗豐富的德國法官如果擲出一對骰子後，剛好得到一個大數字，那麼 他們對商店扒手判的刑期就更長）。在第二階段，卡納曼和特維斯基證明，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決定的人，並非如傳統經濟學模型所假定的那樣行事，他們並沒有 “效用最大化”(maximize utility)。兩人隨後發展出另一種更符合人類心理的解釋決策的理論，他們稱之為“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卡納曼便是因為這一成就獲得諾貝爾獎)。在其職業生涯的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在特維斯基過世以後——卡納曼轉向研究“享樂心理學” (hedonic psychology)：快樂行為學及其性質和成因。他在這一領域的發現證明是令人不安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其中一個關鍵實驗涉及一次故意延長的結腸鏡檢 查。
《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內容貫穿了以上這三個階段。這本書內容豐富，它清晰、深刻，充滿智慧的驚喜和自助價值。全書讀來妙趣橫生，在很多時候也很感人，尤其是卡納曼
講述他和特維斯基共事的時候（“我們在一起工作獲得的樂趣使我們變得格外地耐心；當你樂此不疲時，就不難做到精益求精。”）它對人類理性缺陷的洞見令人印
象深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最近就宣稱，卡納曼和特維斯基的工作“將會流芳百世”，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關鍵支點”。布魯克斯說，他們“就像思想界的‘路易斯與克拉
克遠征’ ”。
間接宣布了人類的非理性
現在，該說說讓我略微不安的部分。這本書的一個主題是關於過分自信。卡納曼提醒我們，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專家，容易誇張地感覺自己是多麼了解這個世 界。當然，他自己對過分自信保持了警惕。儘管他和特維斯基（與其他研究者一道）宣稱在最近幾十年里發現了種種認知偏差、謬論和錯覺，他始終不願勇敢地宣 布，人根本就是非理性的。
抑或他做了間接的宣布？“我們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候都是健康的，我們大部分判斷和行動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恰當的”，卡納曼在序言中寫道。然而，就在幾 頁之後，他又說，他和特維斯基所做的工作“挑戰”了1970年代社會學家普遍持有的觀念：“人大致是理性的。”兩位心理學家發現“在正常人的思考中存在系 統性的差錯”：差錯的出現不是源於情緒的惡劣影響，而是內置於我們逐漸演化的認知機制里。儘管卡納曼僅僅提出一些最為尋常的政策建議（例如，合同應該用更 清晰的語言表述），其他人卻發揮得更多——也許是過於自信？比如，布魯克斯認為，卡納曼和特維斯基的工作表明了“社會政策的局限”，尤其是政府為解決失業 問題、扭轉經濟局面所乾的蠢事。
這些過於籠統的結論，尚不論作者未必贊成，至少是令我皺眉的。而皺眉——你會在本書第152頁了解到——會激發我們的懷疑：懷疑卡納曼所謂的“第二 系統”。實驗表明，單是皺眉就可有效減輕過度自信；能讓我們在思考中更善於分析，更加警覺；能讓我們對那些因其輕易可得、條理井然而不假思索接受的故事產 生疑問。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皺着眉頭，持最懷疑的態度來閱讀這本非常有趣的書。
在卡納曼的模式中，第二系統是我們在思索世界時緩慢的、有意的、分析的、自覺努力的模式，第一系統與之相反，是我們快速的、自動的、直覺的、大半無 意識的模式。在一個聲音中聽到敵意，或者毫不費勁地完成“麵包和……”這個短語的是第一系統。而諸如不得不填寫納稅申報單、把車停在一個很狹小的停車位等 行為，則是第二系統在起作用（卡納曼等人發現，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分辨一個人的第二系統在一項任務中所發揮的程度：只要盯着對方的眼睛，注意瞳孔的放大程 度）
更寬泛地說，第一系統運用聯想和隱喻快速、粗糙地勾畫出現實世界的草圖，第二系統進而達到明確的信念和理性的選擇。第一系統提出意圖，第二系統執 行。所以，第二系統似乎是老闆，對吧？在原則上是的。但第二系統不僅僅更有意圖、更加理性，同時也是懶惰的。它容易疲倦（流行的術語是“自我損耗” 【ego depletion】）。與放慢節奏、對事物進行分析相反，第二系統常常滿足於第一系統提供給它的簡單卻不可靠的關於這個世界的描述。“雖然第二系統相信 自己乃行動之所在，”卡納曼寫道：“但自動的第一系統才是本書的主角。”當你心情愉快時，第二系統似乎尤其不活躍。
這時，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也許會思忖，究竟要多認真地看待關於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的說法。它們真是我們頭腦中各自帶有鮮明個性的一對小小的代理人嗎？並非如此，卡納曼說道，確切地說，它們是“有用的虛構”——有用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解釋人類的思維習慣。
那個叫“琳達”的銀行出納
要明白這一點，請想想“琳達問題”(the Linda problem)。卡納曼認為這是他和特維斯基一起做的“最著名和最具爭議性的”實驗。實驗的參與者會聽到一個虛構的、名叫琳達的年輕女人的故事，她單 身，坦率，非常開朗，在學生時代非常關注各種歧視和社會正義。接着，參與者會接受提問，以下哪一個更有可能：（1）琳達是一位銀行出納。（2）琳達是一位 銀行出納，活躍於女權主義運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2）。換言之，提供的背景訊息表明“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員”比“銀行出納員”更有可能。當然，這明顯違背了概率法則（每一位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都是銀行出納；補充的細節越多，可能性就越低）。然而，甚至在斯坦福商業研究院受過大量概率訓練的學生當中，也有 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無法通過琳達問題。有一位學生在得知她犯了一個低級的邏輯錯誤後，答道：“我以為你只是在詢問我的看法。”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簡單的問題（敘述有多清晰連貫？）被一個更難的問題（它有多大可能？）替代了。在卡納曼看來，這就是我們在思考過程中出現許多偏 差的來源。第一系統匆匆得出一個基於“啟發”的直覺結論——這是回答艱深問題的一個簡單卻不完美的辦法——第二系統就懶惰地接受了這一啟發式的答案，絲毫 不想細查它是否合乎邏輯。
卡納曼描述了許多這類經過實驗證明的理性故障——“比率忽略”(base-rate neglect)、“有效性級聯”(availability cascade)、“有效性的錯覺”(the illusion of validity)等等。其結果就是逐漸讓讀者對人類的理性絕望。
我們真的如此無可救藥嗎？再想想琳達問題。甚至連偉大的生物進化學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都受到它的困擾。作為一位概率專家，他知道正確的答案，但他寫道，“有一個小人兒在我頭腦里不斷地跳上跳下，對我喊道——‘可她不僅僅是一個 銀行出納；看一下描述吧。’”卡納曼使我們相信，是古爾德的第一系統一直朝他喊着錯誤的答案。可是，也許發生着更為微妙的事情。我們的日常對話都發生在一 個對期望未加說明的豐富背景下——語言學家稱之為“言下之意”(implicatures)。這些言下之意可以滲透到心理實驗中去。鑒於我們都期望讓對話 更加簡潔，實驗的參與者將“琳達是一位銀行職”當作是在暗示“此外，她並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也是相當合理的。如果是這樣，他們的答案就並非那麼謬誤。
這似乎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但它卻適用於卡納曼和特維斯基，還有其他研究者所聲稱的在正規的實驗中發現的一些偏差。在更加自然的情景中——當我們在偵 查騙子而不是解決邏輯謎題，在推斷事物而不是象徵物，在評估原始數據而不是百分比的時候——人們就不太可能出現同樣的差錯。至少，後來的許多實驗都間接地 表明了這一點。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是那麼不理性。
當然，一些認知偏差甚至公然出現在最為自然的情景中。比如卡納曼所說的“規劃謬誤”(planning fallacy)：我們傾向於高估利潤和低估成本，因而愚蠢地施行一些存在很大風險的方案。例如，在2002年，美國人改建廚房，預期這項工作平均花費 18,658美元，但他們最後卻花費了38,769美元。
"規劃謬誤“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樂觀偏差的一個表現”，卡納曼寫道，這“很可能是最重大的認知偏差”。在某種意義上，一種傾向於樂觀主義的偏差顯然是 糟糕的，因為它帶來錯誤的信念——比如：是我們在掌控運氣而不是運氣在玩弄我們。但是，如果沒有這一“掌控的錯覺”，我們在早上甚至都沒辦法起床吧？比起 與之相對應的更立足於現實的人，樂觀主義者更具心理彈性，具備更強大的免疫系統，平均壽命更長。此外，正如卡納曼所指出的，過分的樂觀主義使個人和組織都 免受另一種偏差的麻痹效應，這種偏差就是“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我們對損失的畏懼更甚於對獲利的重視。當約翰·梅納爾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談到驅策資本主義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時，他頭腦中就存在着過分的樂觀主義。
即便我們能夠擺脫這本書所指出的那些偏差和錯覺——卡納曼以他自己在克服這些偏差和錯覺方面殊少進步為例，懷疑我們也不能克服它們——我們也根本不 清楚這是否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這引發了一個根本問題：理性的意義何在？說到底，我們全都是達爾文學說里的倖存者。我們日常的推理能力為了有效地適應 一個複雜的動態環境，已經隨之進化了。因此，這些推理能力大概也會適應這一環境，即便它們在心理學家那些多少存在人為因素的實驗中出錯。如果理性的模範不 是對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推理的一種理想化，那它們又是從何而來？作為一個物種，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判斷存在普遍的偏差，就像我們不能在使用語言時普遍地 不顧語法——抑或在對像卡納曼和特維斯基所做的研究進行批評時也是如此。
幸福是什麼？
卡納曼從未從哲學上抓住理性的特徵。然而，他為能夠作為其目標的幸福提供了一個迷人的描述。幸福是什麼意思？當卡納曼在19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這 個問題時，大部分對幸福的研究還依賴於詢問人們在大體上對他們的生活感到多麼滿意。但這種回顧性的評估依賴於記憶，眾所周知，記憶是不可靠的。如果與此相 反，一個人對快樂或者痛苦的實際體驗能夠隨時隨地取樣，然後隨着時間推移加以總結，那會怎樣？卡納曼將之稱為“體驗的”幸福，與研究者依賴的“記憶的”幸 福相對立。他發現這兩種對幸福的衡量方式存在驚人的差異。使“體驗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感到幸福的東西並不是使“記憶的自我”(remembering self)感到幸福的東西。尤其是，記憶的自我並不在乎持續時間——不在乎一段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經歷持續多久。它會通過體驗過程中痛苦或者快樂的峰值水 平，通過體驗的結果來回顧性地衡量一段體驗。
記憶的幸福的兩個缺陷——“對持續時間的忽略”(duration neglect)和“峰終定律”(peak-end rule)——在卡納曼的一個更令人難受的實驗中得到了驚人的展現。兩組病人要接受痛苦的結腸鏡檢查。A組病人依照的是正常的程序。B組病人也一樣，只不 過——他們沒被告知——在檢查結束後，額外加上了幾分鐘的輕度不適。哪一組更痛苦呢？嗯，B組承受了A組的全部痛苦，然後還有額外的一些痛苦。但由於B組 的結腸鏡檢查延長意味着結束時的痛苦要小於A組，這一組病人在回顧的時候就不那麼在意（在更早的一篇研究論文中——雖然不在這本書里——卡納曼提出，在這 個實驗中，如果B組受到的這陣額外的不適能夠增強他們回來參加後續實驗的意願，它就是合乎倫理的！）。
在結腸鏡檢查中是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發號施令的是記憶的自我，而不是體驗的自我。例如，卡納曼引述研究表明，一個大學生決定是否重複一次春 季假期，取決於前一個假期的峰終定律(peak-end rule)，而不是取決於那一個一個瞬間多麼有趣（或者多麼悲慘）。記憶的自我對無聲的體驗的自我施加了一種“暴虐”。“好像很奇怪，”卡納曼寫道，“我 是我記憶的自我，而那個過着我的生活的體驗的自我，對我而言就像一個陌生人。”
卡納曼的結論聽起來很激進，也許還不夠激進。也許根本就沒有體驗的自我。例如，以色列魏慈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拉斐爾·馬拉克(Rafael Malach)和同事進行的大腦掃描實驗表明，當實驗對象專註於一項體驗，比如觀看電影《黃金三鏢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大腦中跟自我意識聯繫起來的部分不僅僅是安靜了，實際上是被大腦的其他部分關閉（“抑制”）了。自我似乎消失了。那麼，到底是誰在享受電影 呢？為什麼這種無我的快樂會進入記憶的自我的決策演算中呢？
顯然，在享樂心理學中還有許多研究要做。但卡納曼的觀念革新已經為他在書中講到的許多經驗成果打下了基礎：較之美國母親，法國母親與子女待在一起的 時間更少，但她們卻更享受；窮人更受頭痛的侵襲；獨居的女人似乎與那些有配偶的女人享受着同等的幸福；在這個國家的高生活成本地區，一個收入大約 75,000美元的家庭足夠將幸福最大化。那些有志於降低社會不幸指數的政策制定者，將會在這裡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在讀到《思考，快與慢》結尾的時候，我充滿狐疑的皺眉早已舒展開，臉上掛着智性滿足的微笑。根據峰終定律來評價這本書，我會過分自信地催促每個人都 去買來讀。但對於那些只關心卡納曼如何售賣馬爾科姆·格拉德維爾問題的人來說：如果你已經在一個可預知的、快速反饋的環境中接受了10,000小時的訓練 ——國際象棋、消防、麻醉學——那麼，就不用看了。至於其他人，則好好想想吧。
“人類的非理性”是卡納曼的主要研究對象。他的職業生涯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他和特維斯基做了一系列別出心裁的實驗，揭示了二十多個 “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推理中無意識的差錯歪曲了我們對世界的判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我們傾向於受正巧展露給我們的不相干數字的影響（例如，在一次實驗中，經驗豐富的德國法官如果擲出一對骰子後，剛好得到一個大數字，那麼 他們對商店扒手判的刑期就更長）。在第二階段，卡納曼和特維斯基證明，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決定的人，並非如傳統經濟學模型所假定的那樣行事，他們並沒有 “效用最大化”(maximize utility)。兩人隨後發展出另一種更符合人類心理的解釋決策的理論，他們稱之為“預期理論”(prospect theory，卡納曼便是因為這一成就獲得諾貝爾獎)。在其職業生涯的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在特維斯基過世以後——卡納曼轉向研究“享樂心理學” (hedonic psychology)：快樂行為學及其性質和成因。他在這一領域的發現證明是令人不安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其中一個關鍵實驗涉及一次故意延長的結腸鏡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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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宣布了人類的非理性
現在，該說說讓我略微不安的部分。這本書的一個主題是關於過分自信。卡納曼提醒我們，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專家，容易誇張地感覺自己是多麼了解這個世 界。當然，他自己對過分自信保持了警惕。儘管他和特維斯基（與其他研究者一道）宣稱在最近幾十年里發現了種種認知偏差、謬論和錯覺，他始終不願勇敢地宣 布，人根本就是非理性的。
抑或他做了間接的宣布？“我們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候都是健康的，我們大部分判斷和行動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恰當的”，卡納曼在序言中寫道。然而，就在幾 頁之後，他又說，他和特維斯基所做的工作“挑戰”了1970年代社會學家普遍持有的觀念：“人大致是理性的。”兩位心理學家發現“在正常人的思考中存在系 統性的差錯”：差錯的出現不是源於情緒的惡劣影響，而是內置於我們逐漸演化的認知機制里。儘管卡納曼僅僅提出一些最為尋常的政策建議（例如，合同應該用更 清晰的語言表述），其他人卻發揮得更多——也許是過於自信？比如，布魯克斯認為，卡納曼和特維斯基的工作表明了“社會政策的局限”，尤其是政府為解決失業 問題、扭轉經濟局面所乾的蠢事。
這些過於籠統的結論，尚不論作者未必贊成，至少是令我皺眉的。而皺眉——你會在本書第152頁了解到——會激發我們的懷疑：懷疑卡納曼所謂的“第二 系統”。實驗表明，單是皺眉就可有效減輕過度自信；能讓我們在思考中更善於分析，更加警覺；能讓我們對那些因其輕易可得、條理井然而不假思索接受的故事產 生疑問。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皺着眉頭，持最懷疑的態度來閱讀這本非常有趣的書。
在卡納曼的模式中，第二系統是我們在思索世界時緩慢的、有意的、分析的、自覺努力的模式，第一系統與之相反，是我們快速的、自動的、直覺的、大半無 意識的模式。在一個聲音中聽到敵意，或者毫不費勁地完成“麵包和……”這個短語的是第一系統。而諸如不得不填寫納稅申報單、把車停在一個很狹小的停車位等 行為，則是第二系統在起作用（卡納曼等人發現，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分辨一個人的第二系統在一項任務中所發揮的程度：只要盯着對方的眼睛，注意瞳孔的放大程 度）
更寬泛地說，第一系統運用聯想和隱喻快速、粗糙地勾畫出現實世界的草圖，第二系統進而達到明確的信念和理性的選擇。第一系統提出意圖，第二系統執 行。所以，第二系統似乎是老闆，對吧？在原則上是的。但第二系統不僅僅更有意圖、更加理性，同時也是懶惰的。它容易疲倦（流行的術語是“自我損耗” 【ego depletion】）。與放慢節奏、對事物進行分析相反，第二系統常常滿足於第一系統提供給它的簡單卻不可靠的關於這個世界的描述。“雖然第二系統相信 自己乃行動之所在，”卡納曼寫道：“但自動的第一系統才是本書的主角。”當你心情愉快時，第二系統似乎尤其不活躍。
這時，持懷疑態度的讀者也許會思忖，究竟要多認真地看待關於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的說法。它們真是我們頭腦中各自帶有鮮明個性的一對小小的代理人嗎？並非如此，卡納曼說道，確切地說，它們是“有用的虛構”——有用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解釋人類的思維習慣。
那個叫“琳達”的銀行出納
要明白這一點，請想想“琳達問題”(the Linda problem)。卡納曼認為這是他和特維斯基一起做的“最著名和最具爭議性的”實驗。實驗的參與者會聽到一個虛構的、名叫琳達的年輕女人的故事，她單 身，坦率，非常開朗，在學生時代非常關注各種歧視和社會正義。接着，參與者會接受提問，以下哪一個更有可能：（1）琳達是一位銀行出納。（2）琳達是一位 銀行出納，活躍於女權主義運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2）。換言之，提供的背景訊息表明“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員”比“銀行出納員”更有可能。當然，這明顯違背了概率法則（每一位女權主義的銀行出納都是銀行出納；補充的細節越多，可能性就越低）。然而，甚至在斯坦福商業研究院受過大量概率訓練的學生當中，也有 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無法通過琳達問題。有一位學生在得知她犯了一個低級的邏輯錯誤後，答道：“我以為你只是在詢問我的看法。”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簡單的問題（敘述有多清晰連貫？）被一個更難的問題（它有多大可能？）替代了。在卡納曼看來，這就是我們在思考過程中出現許多偏 差的來源。第一系統匆匆得出一個基於“啟發”的直覺結論——這是回答艱深問題的一個簡單卻不完美的辦法——第二系統就懶惰地接受了這一啟發式的答案，絲毫 不想細查它是否合乎邏輯。
卡納曼描述了許多這類經過實驗證明的理性故障——“比率忽略”(base-rate neglect)、“有效性級聯”(availability cascade)、“有效性的錯覺”(the illusion of validity)等等。其結果就是逐漸讓讀者對人類的理性絕望。
我們真的如此無可救藥嗎？再想想琳達問題。甚至連偉大的生物進化學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都受到它的困擾。作為一位概率專家，他知道正確的答案，但他寫道，“有一個小人兒在我頭腦里不斷地跳上跳下，對我喊道——‘可她不僅僅是一個 銀行出納；看一下描述吧。’”卡納曼使我們相信，是古爾德的第一系統一直朝他喊着錯誤的答案。可是，也許發生着更為微妙的事情。我們的日常對話都發生在一 個對期望未加說明的豐富背景下——語言學家稱之為“言下之意”(implicatures)。這些言下之意可以滲透到心理實驗中去。鑒於我們都期望讓對話 更加簡潔，實驗的參與者將“琳達是一位銀行職”當作是在暗示“此外，她並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也是相當合理的。如果是這樣，他們的答案就並非那麼謬誤。
這似乎是一個次要的問題。但它卻適用於卡納曼和特維斯基，還有其他研究者所聲稱的在正規的實驗中發現的一些偏差。在更加自然的情景中——當我們在偵 查騙子而不是解決邏輯謎題，在推斷事物而不是象徵物，在評估原始數據而不是百分比的時候——人們就不太可能出現同樣的差錯。至少，後來的許多實驗都間接地 表明了這一點。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是那麼不理性。
當然，一些認知偏差甚至公然出現在最為自然的情景中。比如卡納曼所說的“規劃謬誤”(planning fallacy)：我們傾向於高估利潤和低估成本，因而愚蠢地施行一些存在很大風險的方案。例如，在2002年，美國人改建廚房，預期這項工作平均花費 18,658美元，但他們最後卻花費了38,769美元。
"規劃謬誤“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樂觀偏差的一個表現”，卡納曼寫道，這“很可能是最重大的認知偏差”。在某種意義上，一種傾向於樂觀主義的偏差顯然是 糟糕的，因為它帶來錯誤的信念——比如：是我們在掌控運氣而不是運氣在玩弄我們。但是，如果沒有這一“掌控的錯覺”，我們在早上甚至都沒辦法起床吧？比起 與之相對應的更立足於現實的人，樂觀主義者更具心理彈性，具備更強大的免疫系統，平均壽命更長。此外，正如卡納曼所指出的，過分的樂觀主義使個人和組織都 免受另一種偏差的麻痹效應，這種偏差就是“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我們對損失的畏懼更甚於對獲利的重視。當約翰·梅納爾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談到驅策資本主義的“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時，他頭腦中就存在着過分的樂觀主義。
即便我們能夠擺脫這本書所指出的那些偏差和錯覺——卡納曼以他自己在克服這些偏差和錯覺方面殊少進步為例，懷疑我們也不能克服它們——我們也根本不 清楚這是否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這引發了一個根本問題：理性的意義何在？說到底，我們全都是達爾文學說里的倖存者。我們日常的推理能力為了有效地適應 一個複雜的動態環境，已經隨之進化了。因此，這些推理能力大概也會適應這一環境，即便它們在心理學家那些多少存在人為因素的實驗中出錯。如果理性的模範不 是對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推理的一種理想化，那它們又是從何而來？作為一個物種，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判斷存在普遍的偏差，就像我們不能在使用語言時普遍地 不顧語法——抑或在對像卡納曼和特維斯基所做的研究進行批評時也是如此。
幸福是什麼？
卡納曼從未從哲學上抓住理性的特徵。然而，他為能夠作為其目標的幸福提供了一個迷人的描述。幸福是什麼意思？當卡納曼在19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這 個問題時，大部分對幸福的研究還依賴於詢問人們在大體上對他們的生活感到多麼滿意。但這種回顧性的評估依賴於記憶，眾所周知，記憶是不可靠的。如果與此相 反，一個人對快樂或者痛苦的實際體驗能夠隨時隨地取樣，然後隨着時間推移加以總結，那會怎樣？卡納曼將之稱為“體驗的”幸福，與研究者依賴的“記憶的”幸 福相對立。他發現這兩種對幸福的衡量方式存在驚人的差異。使“體驗的自我”(experiencing self)感到幸福的東西並不是使“記憶的自我”(remembering self)感到幸福的東西。尤其是，記憶的自我並不在乎持續時間——不在乎一段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經歷持續多久。它會通過體驗過程中痛苦或者快樂的峰值水 平，通過體驗的結果來回顧性地衡量一段體驗。
記憶的幸福的兩個缺陷——“對持續時間的忽略”(duration neglect)和“峰終定律”(peak-end rule)——在卡納曼的一個更令人難受的實驗中得到了驚人的展現。兩組病人要接受痛苦的結腸鏡檢查。A組病人依照的是正常的程序。B組病人也一樣，只不 過——他們沒被告知——在檢查結束後，額外加上了幾分鐘的輕度不適。哪一組更痛苦呢？嗯，B組承受了A組的全部痛苦，然後還有額外的一些痛苦。但由於B組 的結腸鏡檢查延長意味着結束時的痛苦要小於A組，這一組病人在回顧的時候就不那麼在意（在更早的一篇研究論文中——雖然不在這本書里——卡納曼提出，在這 個實驗中，如果B組受到的這陣額外的不適能夠增強他們回來參加後續實驗的意願，它就是合乎倫理的！）。
在結腸鏡檢查中是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發號施令的是記憶的自我，而不是體驗的自我。例如，卡納曼引述研究表明，一個大學生決定是否重複一次春 季假期，取決於前一個假期的峰終定律(peak-end rule)，而不是取決於那一個一個瞬間多麼有趣（或者多麼悲慘）。記憶的自我對無聲的體驗的自我施加了一種“暴虐”。“好像很奇怪，”卡納曼寫道，“我 是我記憶的自我，而那個過着我的生活的體驗的自我，對我而言就像一個陌生人。”
卡納曼的結論聽起來很激進，也許還不夠激進。也許根本就沒有體驗的自我。例如，以色列魏慈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拉斐爾·馬拉克(Rafael Malach)和同事進行的大腦掃描實驗表明，當實驗對象專註於一項體驗，比如觀看電影《黃金三鏢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大腦中跟自我意識聯繫起來的部分不僅僅是安靜了，實際上是被大腦的其他部分關閉（“抑制”）了。自我似乎消失了。那麼，到底是誰在享受電影 呢？為什麼這種無我的快樂會進入記憶的自我的決策演算中呢？
顯然，在享樂心理學中還有許多研究要做。但卡納曼的觀念革新已經為他在書中講到的許多經驗成果打下了基礎：較之美國母親，法國母親與子女待在一起的 時間更少，但她們卻更享受；窮人更受頭痛的侵襲；獨居的女人似乎與那些有配偶的女人享受着同等的幸福；在這個國家的高生活成本地區，一個收入大約 75,000美元的家庭足夠將幸福最大化。那些有志於降低社會不幸指數的政策制定者，將會在這裡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東西。
在讀到《思考，快與慢》結尾的時候，我充滿狐疑的皺眉早已舒展開，臉上掛着智性滿足的微笑。根據峰終定律來評價這本書，我會過分自信地催促每個人都 去買來讀。但對於那些只關心卡納曼如何售賣馬爾科姆·格拉德維爾問題的人來說：如果你已經在一個可預知的、快速反饋的環境中接受了10,000小時的訓練 ——國際象棋、消防、麻醉學——那麼，就不用看了。至於其他人，則好好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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