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委員會 (鄒至莊先生訪問紀錄)

我先與教育部合作開辦暑期講學班，1985 年以後教育部改為教育委員會，雙 方繼續合作。除了暑期講學班之外，另外在 1985 年初由福特基金會提供經費，建 議成立委員會，對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一年的長期經濟學培訓班。福特基金會支持 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它主要的工作是教育和研究。由 Dwight Perkins、Robert Dernberger、D. Gale Johnson、Lawrence Klein、Lawrence Lau、Herbert Simon 和我 一共七人組成美中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委員會。我們和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復旦 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七所大學合作，由人民大學副 校長黃達負責，成立培訓班。我自己來自南方，建議將中山大學包括在內，但教 委沒有同意。大概是因為資源有限，必須集中使用，以免過於分散。從 1985 年 起，在人民大學舉辦培訓班，到 1996 年止，長達十一年之久。復旦大學稍後亦成 立培訓班，但由於經費不足，提早結束，從 1988 年到 1993 年前後有五、六年之 23 久。


我們在進行中美經濟學教育合作交流的時候，美方的機構稱為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美中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委員會）；中 方由黃達擔任主席，名稱為中美經濟教育交流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U.S.）。雖然 1995 年我們美方的七人委員會已經解 散，但中方的委員會仍然維持，繼續活動，也請我去參加。和美方委員會合作的 是中國教育部（1985 年改為國家教育委員會，1998 年再恢復為教育部），由教育 部決定七個大學和美方合作。其中可能有很多學校想要爭取，可是如何決定取捨 是中國政府內部的事。 福特基金會的經濟學培訓計劃在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舉行，兩個地方都舉辦 為期一年的經濟學訓練班，但舉辦的時間長短不同。人民大學的時間比較長，從 1985 年至 1996 年；後來復旦大學也成立一個類似的培訓中心，從 1988 年至 1993 年。我的經濟學暑期訓練班 1984 年先在北京大學舉辦，但經費不是福特基 金會資助的，1985 年和 1986 年改在人民大學。所以我在人民大學從事兩項教學 活動，一是 1985 年和 1986 年的經濟學暑期訓練班，二是一學年的經濟學培訓 班，由人大經濟學訓練中心主辦。人大和復旦這兩個培訓班請了許多英、美教授 來授課，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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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八月我再去北京，一到北京就問起趙紫陽，過去常陪 我會見的教委官員則回答說現在不是適合見趙的時機。六四之後，雖然趙紫陽不 再是總書記，但國務院還是同一批人在辦事，部會首長大部分仍是趙紫陽的班 底，只有少數官員如鮑彤被撤換下來。關於趙紫陽的下臺，眾說紛紜。有人說趙 紫陽分裂黨，我認為這很難說，因為各人想法不同。另外有人說趙紫陽對鄧小平 估計錯誤，自以為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當天安門事件之時，鄧小平要趙紫陽出面 說話，趙紫陽不肯答應。實際上鄧小平仍然是最高的決策者，所以他只好下臺。 75 我雖然不是趙派，但是和趙紫陽合作良好。1994 年我的書出版之時，我把 趙紫陽給我的信附在書中。雖然中國政府方面有人覺得他做錯事，但是當時我確 實和他一起做事，不能抹煞事實。六四之後，我自認為該做的事仍然應該繼續去 做，一如從前我在臺灣工作，即使行政院長換人，我的工作也不因此而中斷，因 此去了大陸。先是六月中旬，我在香港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會上演講。七月初嶺南 大學開董事會，經常有十二至十五人從香港去廣州參加，但是因為六四事件的緣 故，只去了五個人。八月福特經濟培訓班的美國委員會和教委要在北京開會，美 國友人叫我不要去，例如 Frank Press 是美國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 長，他說中美之間不要再交流。但 Stanley Katz 則支持我們去北京開會，他在美 國科學院很有地位，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教授西方經濟學的計劃就像一部 車可以幫助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這將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們是否有能力在中 國學術界以非意識型態的方式爭取勝利，並開始恢復真正的開放和具體的合作。 如果不履行這個嘗試，則無法評估成果。在嘗試過程中，我們建議和中美經濟教 育交流委員會進行密切的商討，並得到福特基金會的經費協助，希望你們贊同此 一意見。我們也贊成你們強烈支持中國人權的立場。」但即使他不寫這封信，我 們也會去。 我是美方委員會的領隊，美方委員原有七人，Lawrence Klein 和 Herbert A. Simon 有事不能參加，只剩五個人前往，包括劉遵義、D. Gale Johnson 等。我們 本來預定八月要去中國開會，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我們還是繼續原定的行程，但在 美國備受輿論批評，因為當時美國人反對與中國來往。中方委員會非常感謝我 們，他們說此舉對中國教育的方向很有影響。當時在中國中央政府，六四事件給 了他們一個很大的衝擊，連未來的方向都搞不定了，所以中方委員會說因為我們 去了，他們才能夠繼續原來的開放交流政策；若是我們不去，以後會怎樣發展就 很難說了。因為原先他們主張要和美國合作，可是因為六四事件，這些美方委員 就不來了，他們就可能無法持續開放政策。所以這次美方委員會去中國發揮很大 的作用，就是在這一次會議上雙方再度簽訂合作契約。






-----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經濟改革 
鄒至莊先生訪問紀錄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7)
劉素芬（中研院，近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