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 2/2

畢 業
1933年男孩17歲時高中畢業。總的來說，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幸褔的。除了接受這個世界為他提供的東西，他幾乎不用做什麼決定，而這個世界是慷慨的，在人生迷宮叉道上沒有艱難的
p32 選擇。

但他未來的圖景是含糊不清的，他對於"你想做什麼?"的回答是從「士兵」經過「看林人」、「律師」直到「科學家」，他私下的回答卻是「知識分子」。他計算著，如果有人贈給他5萬美元，那麼他的餘生就能生活得相當舒服，幹著他最擅長的事------學習。也許他童年最不同尋常的特色是，由於他那去世很久的舅舅留下的書和榜樣，它們影響他未來的事業。他發覺人類行為可以被科學地研究。他模糊地看到一種挑戰，即把在物理學中如此有用的數學思想帶到社會科學或生物學之中。

迷宮的下一個分叉點是選擇大學，對此他也沒有做很多決定。芝加哥大學通才教育的新計劃，引起他那沒有高度分化的智力的興趣。他就讀的那個高中的學生，在競爭獎學金的考試中，有著良好的升學記錄。他參加過其中的物理學、數學和英語考試。他中學的一位教師常去芝加哥參加頒獎大會，會上要宣布升學者名單。那一次不知何故(也許因為一時不注意)她沒有聽到會上宣讀這個男孩的名字。

沒有獲得獎學金的消息對他是沈重的打擊，他曾認為自己考得很不錯，而且對自己成績的判斷通常是對的。顯然，他不能在那個想像中自己已歸屬於它的團體中競爭。他絕望了一個星期，並在一次長時間散步中向他的朋友西德尼‧卡姆巴克傾訴自己的苦惱。幾天後他在學校的大禮堂參加一次兩支校隊之間正式的辯論會，就在辯論之前，校長收到了芝加哥大學的電報，並向所有到會的學生宣布這個男孩已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他現在想不起來他在那一瞬間是什麼感覺。

雖然我試圖用這男孩生活中的具體事件來描寫他，但難免暗中摻有概括和解釋。我對此有一個藉口：這男孩的內向 p33
根深柢固。我的概括和解釋幾乎全是男孩自己的概括，當這些事發生在他頭上時他相當自覺、明白而且通達。

男 孩 的 父 親

直到12歲左右(那時還沒有發明"十幾歲的孩子(teenager)"這個詞)，男孩還是感到對母親比對父親更親近。她不太嚴厲，喜歡被擁抱和親吻。她冬天穿著暖和的毛皮大衣，戴著皮手筒。他把臉埋在皮手筒裡，真是柔軟舒服極了。他愛父親，但有點怕他，家裡需要規矩時，由父親出面。男孩很少受體罰，甚至嚴厲的責罵，只是目睹他哥哥常與家庭的權威較量。雖然父親已決然背叛了他在德國的過去，但在細微外，他仍是德國人，而母親則是美國人。

德國人是什麼樣？有點兒墨守成規、嚴厲並相信紀律，文化知識淵博，對所有智力、藝術的和政治上的事情都有興趣。認為專業工作固然重要而且有挑戰性，但生活要比工作豐富得多。它甚至包括熟練的木工、維修房屋的手工活、認地養花種草------從父母的葡萄園繼承下來的趣味和才能。

父親對當代美國生活的許多方面持批判態度，甚至表示忿怒，但他並不像許多移民那樣，常常沉溺於"古老的國度"。如果他並不很喜歡美國的電影、汽車、借債度日方式以及20年代的輕浮派頭，那是因為因為它們多少與他的基本價值觀有衝突，而不是因為它們褻瀆了他對德國的概念。

過度的愛國主義，特別是出於自私的動機，使他憤怒，他能猛烈抨擊「百分之二百的美國人」。他喜歡戳那個在陣亡將士紀 p34
念日騎著白馬遊行的老兵的脊梁，因為那個兵，事實上是為了保住他在密爾沃基熟練機械師的職位，而被招募到海軍去的。我相信，父親從來沒有屬於一個種族組織或猶太人組織，除非其目的是援助難民。

他寫英文的語法和風格是無懈可擊的，因為這對於他的專利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他口頭英語的語法也近乎完美。他去世後幾年，他的兒子(那時已是成人)做了一個夢，夢中父親用明顯的德國口音說話，這使兒子不勝驚訝。第二天清晨，他向妻子談及此事，她說：「當然，他有口音，很重的口音。」但兒子小時候從沒注意到這一點。

父親是一個知識分子，他那德國工程學課程比當時美國課程的數學和科學基礎稍強。此外，作為青年工程師，他設法擴展自己的科學知識，學習了奇異電氣公司的工程學天才查爾斯‧普羅芾厄斯‧斯坦邁(C. P. Steinmetz)和風格特殊的英國電學家奧利弗‧希維希特(O. Heaviside)方面的書，以及向量分析的教科書。他主要的專業工作是設計複雜的開關裝置 ("伺服機制"，"控制理論"這樣的術語那時還沒有流行)來控制採礦機械、劇場燈光系統、車床和軍艦炮塔。他遺留下的文件中有幾十種授予他的發明專利。

在卡特勒--哈默公司，他不斷促請公司進行更多的研究作為開發新產品的基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他曾主管一個新成立的研究部門。這個部似乎在戰後的通貨緊縮的衝擊中被取消。於是他轉到專利部，而且一直留在那裡。研究部被撤銷，顯然使他精神受到創傷，使卡特勒--哈默公司不再是他對最感興趣的。雖然男孩從來未聽他講過這一點，但間接的跡象表明，這事曾發生。以後的幾年，他鼓動一些他參與諮詢的公司設立研究計劃，但他的勸告常常不被接受。

對他來說，事業遠遠超出職業。他在當地的工程師協會及 p35
其社區活動中心中非常積極，例如幫助設計密爾沃基第一個街道照明系統。他還積極參與工程教育，在馬凱特(Marquette)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當顧問。他反對工程教育中的純職業觀，擔心那會使工程師只成為被僱佣的人手。這使他對雇主和業務的態度一般是曖昧的。很難說他是自由黨人還是保守黨人。或許他作為進步黨( 別名 Bull Moose (野鹿)黨)*共和黨人最為輕鬆自在，但他是否在1942年選舉鮑勃‧拉福萊特(B. L. Folletee)當總統則不得而知。(這男孩肯定拉福萊特將在1942年獲勝，因為在威斯康辛州似乎每個人都支持他，他是威斯康辛州長期以來的政治人物，還是他舅舅心目中的英雄。拉褔萊特確實在威斯康辛州是得到支持的，但在其他州則不然。那年在民主黨會議中冗長的投票，通過新的收音機播送消息，給男孩留下極深的印象。他按時收聽消息如同收聽一種新的棒球比賽。)
自
*1912年美國總統大選，老羅斯福無法被共和黨提名，就自組進步黨After former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failed to receive the Republican nomination, he called his own convention and created the Progressive Party (nicknamed the "Bull Moose Party").

最後一點，男孩的父親是善於交際的，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也許因為他在亞利安人俱樂部中不受歡迎而對猶太人俱樂部又不感興趣，他從未參加密爾沃基市的社交俱樂部，而是參加職業家俱樂部。那是每周聚會一次的午餐俱樂部。

家庭常常款待客人或是做客，父母常去聽音樂會和去看戲。母親埃德娜的朋友往往是音樂家，父親阿瑟的朋友多是工程師或專利律師。他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阿文‧斯托克爾(E.Stoeckel)博士是個有才能的化學家，並開發了自己的業務。父親與專利律師埃德溫‧托爾以及密爾沃基工程學校的校長奧托‧沃瓦斯(O.Werwath)也不錯。但這些人沒有一個算得上是密友。

早先，男孩的父親熱心於乘遊艇。但這顯然與養家糊口相矛盾。因此，他的小帆船------蟋蟀號，在男孩出生前被賣掉了。父親不玩撲克牌和高爾夫球。當他從事專利開發活動時，他在家裡的工作室夜夜埋頭於法律工作(他和卡特勒--哈默公司的合同允許他不用上班工作)，收拾花園和房屋花去了他許多剩餘的空閒p36 時間。他在房子前修了一個陽台，這使他在威斯康辛州的冬季仍能種花。他也常喜歡到鄉村去搜集花種。

也許他最不可解釋的行為是，當1928年家裡買了一輛斯圖貝克牌汽車以後，全家常常在星期天去兜風，而不去訪問朋友和鄰居。說「不可解釋」是因為，看不出在擁擠的公路上這種無目的閑遊，怎麼會符合他的價值觀。也許這是他和妻子不需要談話而消磨時間的一種方式。但埃德娜母是一個膽小的人(她成功地把她的許多種恐懼症傳給男孩)，在交通繁忙的公路上乖車，她總是緊張極了。

他父親在別人看來如何？顯然，他在社區受到尊敬，他的道德顯然是高標準的。他的社區服務和品格，說明了他為什麼被授予天主教的馬凱特大學榮譽學位。無論如何，他得到眾人信任，也許甚至被看作有點單純。他容易與人相處，既不冷淡也不膽小，但他的智力過人，使人們和他在一起時有時感到不大自然。在他獲得榮譽學位之後，人們覺得稱他為「博士」很自然，他完全不是一個普通人。

他從不對他的妻子不忠誠，也許他從來未有過這種思想。既然在男孩成長中性不是一個談論的話題，他很少知道父親對此的觀點。父親只是他進大學之前給予一點忠告。當一條狗在街上遛躂時，他父親站在家裡的門廊前突然說：「你不要覺得必須像它們那樣，去追逐看到的每一條母狗。」男孩感到十分窘迫而無言以對。他父親知道許多趣聞，但從不講骯髒的笑話，也從不在男孩前使用骯髒的語言。

阿瑟父很愛護他的妻子，她不只有點神經過敏(特別是和她母親，即默克爾外祖母在一起時)。20年代，有一段時間阿瑟和埃德娜的關係有點緊張，那是因為一個來自德國的自私自利的年輕人暫住他們家引起的。他是阿瑟一個大學朋友的兒子，在
p37 密爾沃基當學徒。埃德娜認為(也許是對的)，他想要在阿瑟面前貶低她，出現了激烈的場面，甚至鬧到要自殺。除了這一插曲外，婚姻是寧靜的，阿瑟和埃德娜的行為表現得和相亙深愛的人們一樣。

1936年埃德娜被診斷為癌症以後動了結腸手術，她常處於半病的狀態，在療養院待了許多次。她不斷地擔心她的虛弱會帶來社交方面的困境，但實際上，她安排得很好，而且在阿瑟死後自己還旅遊了許多地方。從妻子開始生病起到他自己去世的12年中，阿瑟從未抱怨過，並全力支撐著，常常敦促兩個兒子對母親要有耐心。他在接受重負時是斯巴達式的堅忍剛毅，而她忍受時則不太沉靜。偶爾在與兒子們的談話中，父親溫和地批評她，他把她的缺點歸咎於她母親的影響。

當然，這是沒有聽說過女性主義的一代，或者只是聽到過20年代的女性主義。社交事務上的談話把男女分開，阿瑟可能從未期望，或者甚至夢想在智力上與妻子為伴。埃德娜是一個好管家。他們在一起撫養兩個兒子，共同欣賞音樂會和戲劇。在家裡或其他地方有各種事要做，那並不要求太多的談話。在餐桌上兩種談話可能同時進行------父親和兒子，母親和祖母。當然父親對構成婦女談話主體的閒聊不太有耐心。

父親是否有點孤獨？無法國答這個問題。他這一代(以及男孩這一代)總是掩飾自己的感情的。他們並不尋找他們的「自我」，至少不是公開地尋找。他們並不要求自我實現。有些人在日記中私下表達了這種需求。斯湯德爾(Stendhal)的自我質問，引起的近200年在回廊中的共鳴，似乎完全是當代的。但阿瑟並沒保留日記。他走他寧靜的路(特別是在晚年)，只是把關於錢財和其他的擔憂留給自己。1948年他坐在辦公室椅子上和朋友談話時突然去世，時年67歲------或許他過著和大多數人一樣的幸福
p38 生活。

他擔心錢財嗎？在大蕭條前，他的工資剛升到7,500美元，------較好的中產階級收入，至少相當於1991年的75,000美元。但在大蕭條的打擊下，他幾乎失去了在卡特勒—哈默公司已幹了30年的工作，只是在有影響的朋友的說項下，公司才保留他，但薪資減了許多。
男孩已有點懂得這些事了。那時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每年300美元的獎學金，學校提出要是他不需要就不要領。男孩認為他應該不領，所以當他父親堅持讓他收下時，他有點不好意思。他不知道，他父親是在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的情況下送兩個兒子上大學的。(類似地在1948年，父親去世的那年年末，我毫無隱瞞地請求他幫我買房子時，吃驚地獲知他真實的財政情況以及他對能否在退休後贍養自己妻子的擔心。幸運的是他擁有大量保險，而且他的房產足以使我母親在他死後舒服而獨立地生活。)

他是一個嚴守秘密的人。我希望他大部分時間是幸福的；我知道他是一個不尋常的好人。
我已把我父親描給成一個值得稱贊的人。在我成年後，我對他的尊敬和愛加深了，而與我母親的距離卻增加了。今天，我常想起他，而不常想起母親。我今天的價值觀，很難與在我成長時父所表達的以及他所身體力行的價值觀區別開。我哥哥在中學時與父親發生衝突，而到成年後也變得越來越像父親。雖然他的興趣較窄，而且不太溫和，但他和父親有相似的基本價值觀，------甚至同樣喜愛釣魚和木工(這一點我從未學到)，他們同樣堅定不移地以誠待人(這一點我希望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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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前30年，威斯康辛州還有一個未開發疆域，那不是農莊或牧場而是森林，即北樹林。伐木是該州北部主要的產業，那裡有大量未開墾的松樹林和更多次生樺木與白楊林。它們支持著造紙業。森林的南邊，該州的中北部許多清理出來的土地出賣成了農場，那裡的窮人------主要是波蘭移民------勉強種些糊口的土豆並養些乳牛。

因為男孩的父親是熱心的垂釣者與戶外活動愛好者，所以全家在北樹林，在深湖地區美麗的與世隔絕的岸邊，住在租來的小房中，渡過許多暑假。父親帶薪的假期長達兩周。男孩盼望著這些旅行------早期是坐火車去的(第一次旅行在1925年)，後來是開車去------特別是去那些清澈見底的大湖和遮天蔽日的森林，也許步行10分鐘或划一會兒小船後，就能達到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

小男孩白天非常珍惜與世隔絕，但晚上並不這樣。夜晚的森林不僅是凄涼的，而且也是險惡的，那裡出沒著狼和熊。狼群熊人的嚎叫常常打破冷清平靜的夜晚。當然，狼群是遠離人
p40 類入侵者的，而溫和的黑熊則是極為罕見的。但男孩有豐富的想象力，很容易受到森林裡突然的響聲的刺激，尤其在夜晚。

男孩學過釣魚，但從未認真地學過，也許是缺乏耐心，但他確實樂於收集那些輕而易舉捕來的小魚------鱸魚，翻車魚------它們總是足以美餐一頓。抓更難以捉摸的野味魚：梭子魚、小梭魚、鱒魚和麝香魚，要求有耐心和技巧，那多半是父親的事。然而在父親用轉輪線釣魚時，他能在一邊划小船，已感到心滿意足了。那不會打攪人們思考問題和欣賞風景。去一個整天釣魚的地方常意味著，要順著小溪划船到另一個更遠的湖。這條小溪晚上總被固執的築壩海貍堵塞一部分。

在小船中人們可以暗中追崇潛鳥。庫們在小船接近時潛入水中，幾分鐘後在幾十米外重新露面。它們瘋狂、沙啞的叫聲沒有什麼危險，但和狼嚎一樣凄涼，回聲飄蕩在清晨或傍晚的湖面上。

在夏本清涼的日子裡，刺骨的風掀動著白浪在深藍色的湖面上翻滾，甲板附近旗杆上的繩索迎風塴塴作響，停泊的小船隨著響聲蕩漾在水面上。這孤獨的聲音提醒人們，冬天即將來臨，這所有的景色都將被遺忘。

林間小道和獨木舟

北樹林對小男孩的教化，使他產生了對戶外，特別是對荒野的泛愛。他極喜歡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E.T.Seton)的《兩個小野人》，它告訴了他一個激動人心的野外冒險故事和野營知識的概要，並幫他熬過被束縛在城裡的冬天。在12歲參加童子軍時，他很快就獲得了遠足和野營所需要的技巧，以及關於植物、鳥、獸類和p41 昆蟲生長的知識。不久他和最親密的朋友賽德(‧卡姆巴克去露營和背背包郊遊。一起去的常常還有盧埃．蘭格爾或喬治．約翰斯頓。有一次他們去希博伊根，還有一次去多爾鎮。在多爾鎮，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參觀了華盛頓島。他還搭乘了一艘郵船兼拖網漁船的便船。這個島上有許多賽德的冰島親戚，所以孩子們被招待得很好。西港那時已完全被淤塞，名勝古蹟也蕩然無存了。


一次更為野心勃勃的徒步旅行開始於威斯康辛州的代爾斯(Dells)，通過巴拉布地區去魔鬼湖。然後向西去霍勃(Horef)山和Blue丘。(這些名稱對多數讀者來說並無意義，我提及它們是因為，在再次聽到它們時我極愉快，眼前閃現了穿過代爾斯的獨木船。它為遊覽船中的旅遊者增添了地方色彩。在炎熱的塵土飛揚的碎石路上徒步旅行，兩邊是巴拉布北部沙質平原上的煙草地，翻越魔鬼湖西岸巨大的花崗石亂石堆，我們發現就在Blue丘下有一個機警的山民家庭，只有一條小道通向他們那簡陋的閃著燈光的小木屋。)

男孩和賽德一起作過一次長途獨木舟旅行。那次是從西本德(Bend)的羅克河源頭附近出發，通過科西柯農湖和它周圍的大片沼澤，幾乎到了伊利諾伊州邊界。

這不是荒野旅行，我們越過的主要是農村。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背背包在中西部旅行不是普通的運動(甚至現在也許也還不是)，孩子們成為好奇心的對象。好奇的人有時包括地方警察局長或治安人員。我們這些徒步旅行者總能使人們相信我們並不是流浪者，而且能在樹林或草原上找到舒適營地，當我們被殷勤地請到霍勃山的監獄住宿時，我們禮貌地謝絕了。
(賽德是西德尼的暱稱。------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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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些時候，出於某種模糊的動機，男孩非常喜歡有大量美洲美洲落葉楓的沼澤，那裡零星散布著威康辛州的凍土地域。它們和威斯康辛湖一起，是最近一次冰川的產物。這次冰川作用還來不及使它所產生的所有岩石沉陷並形成排水道。這些窪地中最淺的地方，沉積了大量泥炭，覆蓋了美洲落葉松樹林。樹下茂密的矮叢林，生長著各種喜歡潮濕酸性土壤的植物------有杓蘭、黃花菖蒲和其他稀奇古怪的花------還有各種斑爛多彩的昆蟲。很遺憾，還包括一種滅絕不了的強健的威斯康辛蚊子。

但是，打退憤怒的蚊子是值得的。向著沼澤的邊緣硬衝過去，你幾乎立刻被青草茂盛的深深的叢林所包圍。穿透每一片綠蔭的，是一束束明亮的陽光，它們又時時被疾飛的蜻蜓所截斷。如果山頂是北極的荒地的話，那麼沼澤落葉松是熱帶雨林。你周圍茂密生長的東西，使你完全脫離了熟悉的世界。

男孩在沼澤裡渡過了許多時光，採集植物和昆蟲，欣賞它們的美及其沉湎於此的愉快感受。完全與世隔絕對他，以及成人以後的他，有特殊的意義。迷於干世隔絕導致他嗜好讀書。威廉‧亨利．赫德森(W.H.Hudson)的《綠色公館》是他喜歡的故事，還有在《遙遠的地方，遙遠的往日》中所記載的關於赫德森在阿根廷大草原生活的傳奇。他喜歡的還有《孤獨》一書中海軍上將伯德在南極三個月的寂寞的故事，奧利‧羅爾瓦格(O.Rolvaag)的《地球上的巨人》中在南達科他州挪威定居者中那孤獨和與世隔絕的故事，也使男孩產生朦朧的共鳴。

荒野和山脈

在男孩體驗到真正的荒野時，他已是一個年輕人了，這就是說他已成為「我」了。1936年，賽德和我進行一次荒野旅行， P43
坐獨木舟到帕克(Park)瀑布，順火炬河(Flambeau)而下直到萊迪史密斯(Ladysmith)，穿過幾乎所有的激流，只有一處除外。在那個雨淋淋的夜晚我們還闖了點小禍，把捆在蚊帳裡的雞蛋打破了。第二天清晨，天仍陰雨連綿，我們去河岸探視我們腳下的激流。在那裡我們發現一塊很大的花崗岩，它上面釘著一塊黃銅牌子，那是為了紀念一兩年前在這裡划獨木舟的遇難者。我們划著小船繞過這些激流。

我另一次重要的荒野體驗是後來在內華達山脈。1941年夏天在美國宣戰之前，我、多蘿西婭、丹‧阿農、路易斯．阿農(Dan and L.Arnon)以及兩頭騾子一起走入進化山谷和「進化盆地」。我們的日程表明我們的女兒凱瑟琳是在那裡懷上的，那是一個出生的絕妙地方。在達爾文山脈下的進化盆地安頓下來後，我第一次發現自己不僅在林地之中，而且完全被山脈包圍，並與低地世界隔絕。這是我離月亮最近的地方了。

1963年我第二次到內華達山脈旅行，同行的人比上次多。我發現自己登上了克羅拉多山脈的頂上(不用攀而登上的山頂)。我特別記得在一個寒冷的霧朦朦的早晨，我和兒子彼得登上奧都本(Audubon)山，擠在一些岩石後避風直到霧完全被吹散，我們遠眺了周圍的山峰和山谷。
山峰使人精神振作。每當離開山頂，從奮力登上的山峰一步步下來時，我總感到有些黯然，甚至有些沮喪，下山的每一步都是不情願的，幾乎有些怨恨。

我最近一次登的是阿爾卑斯山，在得知我將在日內瓦度過我65歲生日時，我決定在瓦萊(Valais)度過下一周，坐火車到鍚永(Sion)，再坐公共汽車到維爾達赫倫的阿羅拉(Arolla)作為我的起點。我不再追求背著40磅重的背包在荒野旅行。我推測登阿爾卑斯山不太費力，因為在那裡晚上可以住旅館，不用帶食品和臥具。

我的估算中只疏忽了一個關鍵的事實。在內華達山脈的高 P44
山，你可以在10,000英尺高處野營，而只要再爬1,000英尺過另一個山口。在阿爾卑斯山，最高的旅館通常都處於7,000英尺高處。當清晨醒來時，你就得爬整整一上午到達10,000英尺高處的山口。我醒悟到這一點並看到那高處仍有厚厚的積雪時，我重新安排了日程，但我在維爾達赫倫(Vald"Herren)和它周圍的山區度過了一周愉快的隱居生活。

羅克沼澤

要理解羅克沼澤，你必需記住我過的書卷氣生活。我在馬格萊(Magellan)海峽揚過帆------在書中。我攀登過楠格巴爾博士------在書中。我跟隨通俗游記作家理查德‧哈利伯頓 (R. Halliburton)渡過赫爾斯潘(Hellespant)(古代達達尼爾海峽)，我為生活在《失落的世界》中被電影藝術再現的恐龍驚駭。我與唐吉訶德一起鬥風車，與奧德賽一起漂泊。

經過這樣一些歷險之後，我對書房或電影院以外所發生的事都感到平淡。確實，我在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不久到了中國大陸。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徒步旅行和乘獨木舟出遊之外，我和多蘿西婭及一些朋友在中國曲阜------孔子故鄉------度過了67歲生日；在希臘，我和多蘿西婭去德爾斐(Delphi)的息巴利(Sybaris)泉和科利仙(Corycian)山洞(Pan神聖地)探險；在帕納薩斯(Parnassus)山上拜謁眾神，在那裡我們野餐。在印度，我們坐在一架老式飛機上，飛過西加特(Ghats)到奧蘭加巴德(Aurangabad)，在宗教節日時參觀了埃魯爾(Ellora)和阿旃陀山(Ajanta)山洞。我們駕車在南斯拉夫黑山(Rockmarsh)沒有路面的山道上，尋找杜米托爾山裡(Durmitor)鐵托(Tito)戰時的隱藏所，

(我這裡涉及的經歷及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歷，都發生在1932年到1937年間，在這段時間裡男孩變成青年，然後成為經濟上獨立的已婚成年人。既然我再也不能把他本身與我分開，我將以第一人稱繼續敘述。

P45 傾聽附近集鎮扎布賈克(Zabljak)斯拉夫民謠歌手的比賽。我們在從聖卡洛斯．德．巴里赫(Barilocke)到蒙特港的山路上，冒著猛烈的暴風雨橫穿安第斯(Andes)山；在邊境佩拉(Peulla)的小客棧中，在德國人(聖誕頌歌中度過1970年的聖誕夜，除一對來自秘魯利馬的夫婦外，我們是唯一的客人。那年除夕，我們在庫斯科(Cuzco)的公眾廣場上度過，第二天白天和夜晚，我們參觀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宏佛的廢墟。1989年6月，悲劇時期，我在北京過了三天。(我這張適度歷險的清單，幾乎可以不停地寫下去。如果我是攝影師(我自己旅行時，幾乎從不帶相機)，無疑我會把旅行家作為自己的第二職業。當然，不像暢銷書作家所寫的旅行，我們這些旅行老手的旅行並不能吸引讀者，甚至不能不讓他們昏昏入睡。

我生活中真正的冒險是羅克沼澤。它對我是實在的，也許是超現實的。出於同樣的理由，唐吉訶德對於塞萬提斯也是實在的------比他為之付出一條胳膊的勒班陀(Lepanto)戰役更為實在。它的實在是因為它存在於想像中。不要誤解我：羅克沼澤確實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對於想象著它的莫利斯．戴維斯(M.Davis)也如此，漢克、喬治和肖基(Schockey)確實在那裡辛勤勞動過。你可以在威斯康辛州地圖上找到它，我可以告訴你們如何開汽車去那裡。

羅克沼澤的故事必須從一次地質課開始，因為那是想象的景象的一部分。僅在它揭露出皮肉之中的骨骼時，任何描寫才道出真相。威斯康辛州的基礎，是由古代勞倫系花崗岩構成。在它的上面(除了該州北部花崗岩暴露之外)是寒武紀地層和奧陶紀層沙石和石灰岩。在它們之上那長而彎曲的志留紀石灰岩脊柱解釋了它們常見的特點。那鈣化了的脊柱，從東威斯康辛一直延

(西阿根廷和南智利定居著許多德國移民。
(天安門動亂，詳第22章------譯注。

P46 伸到大湖附近。它那銳利的外緣被稱作尼亞加拉懸崖(Niagara Escarpment)。它在多爾半島的入口南部的冰川殘骸上首次露出其容貌。多爾半島這個威斯康辛州的「拇指」把Green灣和密歇根湖分開。這是一條巨大的山脊，通過多爾鎮延伸到北部和東部而成為Green灣陡峭的東岸。

這一山脊在多爾鎮和華盛頓島北端之外暫時淹沒在水中，之後又重現為北密歇根半島的密根湖湖岸，向東蜿蜒到密歇根湖的頂端，它向東接近哈密爾頓，與從伊利湖流向安大略湖的尼亞加拉河會合，形成大瀑布。它繼續向東界定了安大略湖的南岸，最後又一次消失在阿迪朗達克(Adirondacks)西緣附近。

在威斯康辛州，冰川的一角磨掉了Green灣到尼亞加拉懸崖西部的硬緣，冰川的另一角挖空了密歇根湖以東的盆地。冰川碎石的崎嶇的山丘邊緣的堆石接在石灰岩之後的懸崖線，消失在Green灣南部水面之下。羅克河東支流沖走了堆石的西坡，主要通過塞亞沙(Theresa)小鎮向西流去，與霍列肯(Horicon)附近的羅克河西支流會合。然後河水繼續向西南流入伊利諾伊州的羅克淺灘。

這樣兀亞加拉石灰岩的巨大邊緣，把自己的形狀在從威斯康星州中東部到中紐約州的安大略湖東端的全部景色中突現了出來。從空中幾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全部行程。這是我故鄉的脊椎神經。

羅克河東西兩條支流的上游都是沼澤地：在許多地方的冰川碎石上有一層20多英尺厚的泥炭沼澤。西支流的源頭是有名的霍列肯(Horicon)沼澤。50多年來在狩獵期留作圍獵，在禁獵期留作打野鳥。那裡的烏獸極多。東支流源頭的沼澤就是羅克沼澤。它稍小而且不太有名氣，雖然它也吸引許多當地的獵人。

羅克沼澤原來覆蓋著長得密密麻麻的喜沼澤的落葉松，後來被p47贈予萊恩鐵路(Soo Line
Railroad)。有一段時間，沼澤中大部分木材被伐走，土地被閑置，歸一伐木家庭的莊園所有，它大約有3,000英畝，5平方英里，現在大部分是空曠的沼澤似的泥炭地。春天大部地方被水淹沒，周圍被茂盛的柳樹和赤楊樹叢嚴嚴實實地圍住。莊園所擁的2000英畝部分是我冒險的地點。對我來說，這是神聖的地方。各種巨大的力量匯聚在一起造就了這一地帶，尼亞加拉石灰岩、冰川和古代花崗岩勞倫紀硬層都在下面。

冒險主要是在1932年到1936年期間的夏天，是從莫里斯．戴維斯來到密爾沃基後開始的，那大約是1931年或1932年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戴維斯有三四十歲，瘦小身材，矯健活潑，禿頭。我對他的出身知道很少，也許我父親和他的朋友對他的了解多一些。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是一個軍官，戰爭中被子彈震傷過。戰後，他在幾個州的農業試驗站工作了幾年，職位並不固定。在那裡他熟悉一種長得很高的沼澤牧草，草蘆(學名
草)，並針對這種草製訂了一個周密計劃。

這計劃是購買一大山離芝加哥不遠的沼澤地，種上草，再買些當年生的小牛，餵養後運到芝加哥出售或加工。土地便宜，地點又接近市場------比從大草原運到市場要節省運費，而且避免牲口在長距離運輸中掉膘失重------這使此計劃盈利高。那些試驗站極為成功地用

草飼養了乳牛。
戴維斯帶著這個計劃來到密爾沃基。他向包括我父親在久的一群工程師提出這個計劃。如果你無視一個工程師的外表，你會發現他骨子裡是重農主義者。工程師相信類似機器、橋梁和土地這樣實在的東西。他們不太相信像錢、組織這樣摸不到的東西會真實地存在。大蕭條加強了他們的懷疑態度。蕭條對密爾沃基的打擊非常沉重，如我前面所說的，在1932年有那麼一段時間，蕭條使我父親在為卡特勒—哈默公司服務了30年之
p48 後險些失去工作。

每個人對蕭條的病症及治療有不同的診斷。那時在我父親的工作室裡，有一張大型關於經濟的水力學模型的示意圖，那是一個叫達爾伯格(Dahlferg)的工程經濟學家制作的。錢的流動是紅色的，商品的流動是綠色的，勞動力流動是蘭色。既然那時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還沒有發表，這個模型無疑是經典的而非凱恩斯主義的。不過，我記不起關於這些控制流量的閥門的安排。與這張圖相配合，有一個工程師討論小組，也許戴維斯就是被工程師兼製造商沃爾特．費里斯(W. Ferris)介紹到小組來的。

這些工程師(後來增加了幾個醫生)同意把他們部分有限的存款投資到戴維斯的計劃中。萬一雪上加霜，他們還能自己在地裡種一點吃的。這個想法對少年時代在鄉村度過並嗜好園藝的父親很有吸引力。合適的地點定在有2,000英畝(3平方英里)面積的羅克沼澤，它在莊園主手中被伐過木材但從未耕作過，它大約在密爾沃基西北40英里(美國至豐迪拉克的41號公路現在穿過它的東南角)。

羅克沼澤以每英畝2美元成交(約究這是大蕭條時期，除了不用許可就給附近農民放牧以外，土地沒什麼用處)。我成為戴維斯的得力助手，進行著冒險活動。我們走遍這整塊地的邊界，常常在避開大量威斯康辛蚊子時用鏮刀吹倒茂密的柳樹和赤楊叢。我們砸碎粗石壩，那是打野鴨的人為使河水淹沒沼澤的高地而壘築的。

在這個沼澤的主要部分，冰川的碎石已被至少20英尺厚的泥炭覆蓋，但在水壩附近我們發現一個碎石島，高出泥炭層有三四英尺，並不受春天洪水的影響。然而它離堅硬的高地有半英里遠，因此春天時常難以到達。在準備開展農業活動的過程中，我對沼澤作了仔細的生態調查，辨認了主要的植物種類，並標p49
出不同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不同的植被似乎顯示出土壤或排水的不同。我甚至用皮氏(Petri)培養皿作了一些實驗室研究；培養土壤細菌，並找出一些有效的養分。既然我沒有足夠植物學知識去理解我所做的事，化學懂得更少，我的發現也就沒有什價值。

我們很快就有了新成員的幫助。在我們向擁有沼澤周圍山坡地的農民(他們雖然沒發怒，但還是對失去在沼澤放牧的自由有點不高興)作自我介紹時，我們遇到了漢克．索德(H.Sauder)，他大約18歲，沒工作，與他的姐姐及姐夫住在一起，並在他們的農物幹活養活自己。我們雇了漢克(他此前可能從未掙過現金工資)，他帶來了他的哥哥喬治，喬治又帶來了他的朋友肖基。喬治和肖基大約二十四五歲，也沒有職業。他們曾經試著幹過幾乎所有工作，從農場到工廠，如果有什麼農業或機械上的事他們不知道怎麼做的話，他們是不會承認的。肖基還聲稱他當過廚師。他有一張克拉克．蓋博(C. Gable)式的圓臉，好浮誇，和德克薩斯州人一樣外向。喬治則樸素、沉靜、穩健，充滿智慧並通情達理。漢克很像他的哥哥，但更喜歡說話，而且也許更活潑一點。

戴維斯時而熱情奔放，時而悶悶不樂，這種狀態可能是他戰時經歷的產物。在他發狂時，他會買下所有他看到的、可能在沼澤有所用的便宜貨，他不帶回一貨車戰利品是不會離開羅巴克(Sears Roebuck)百貨公司的。在他的財產中有大量二手貨的縐縐巴巴的鐵皮，在我們用它們為來年蓋房子、棚子和牲口棚時手被割了許多傷口。另一樣便宜貨是一群在乾旱之年咀嚼南達科他砂石而把牙磨壞的馬，它們不能在沼澤地吃青草，實際上快要餓死了。這些馬被另一群看來被氣喘病折磨得要死的馬代替了。我們不是當地馬販子的對手，他們具有馬販子(二手貨汽車推銷商的祖先)所具有的一切。

不久以後我們(用砂鍋和長柄大錘)在碎石島上打了一口20英尺深的自流井。還(在井附近)造了一間小屋，大約有14到16英尺長。半間房安了床鋪，另半間則安放水池、爐子和一張大桌。一只大煤爐靠在門對面的牆中間，馬口鐵皮房頂和牆都被用麻絲填了縫，大約一年以後，裡面還襯了一層人造纖維板。這間屋用帶罩煤氣燈照明，毋需說，既沒有電，也沒有室內管道(除了水管)。有三個男孩(後來他們的父親也加入了)在裡面住了一年。我大部分暑假(和寒假)和他們住在一起。一放假，我就離開學校，搭乘索萊恩火車到塞亞沙樞紐站。冬季，我早晨四點鐘到達那裡時天還是黑的。

兩三年後，我們買了墨菲(Murphy)的高地(或更準確地說，山坡)約50英畝的農場，它和沼澤地的主體相連。我們在那裡架起了一座結實的房子和牲口棚，它不會被春天的大水包圍。它還沒有碎石島上的棚屋那樣富有傳奇色彩，但要舒適得多。

我們正式測量購買的土地時，我為縣測量員當執線人。這位測量員從他父親那裡學得他的業務，而他父親又是在英國學會測量的。他主要是通過定位在他所繼承的日誌中所提到過的老樹，或尋找歸界石來作業的(那時農民還沒有借用它們來支撐牲口棚)。與我們雇的其他人一起，我們清理了40英畝地中的樹椿，把乾草拋上高高的貨車(那裡沒有裝貨的人)。我學會了開T型卡車、履帶拖拉機(在我座位旁邊有一支來福槍，萬一有一只雉出現在眼前時好用)，還學會了犁地。1935年夏天有一段時間我有一個半天工作計劃，只在上午勞動，為的是下午在牲口棚的乾草堆中學習微積分。

有些傍晚，特別是星期六傍晚，我們全都擠到貨車裡到一個有200居民的小鎮塞亞沙，或有1,000人口的基瓦斯庫姆(Kewashkum)。漢克、喬治和肖基(他們總歸是"毛頭小伙子")喜歡舊時的舞蹈，就
P51 是那種德國民間舞，而我很快就能跳蘇格蘭民間舞了，那動作如果算不上是優美，至少也夠輕快靈活的。我們與當地的姑娘跳舞和調情，喝過多的酒(多數是啤酒摻威士忌------荷蘭杜松子酒加啤酒)，然後小心翼翼地駕著卡車，以搖搖晃晃步行的速度回家，路上得設法躲開路邊的溝渠。

周圍農場的人幾乎都是第二代德國移民，但有些老移民還活著。那裡也有愛爾蘭的聚居地。他們之間有些人還互相通婚，但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偶然在星期六跳舞時會顯出種族界線。我記得有一天傍晚，一個年輕的伯恩斯(Byrnes，譯按：愛爾蘭)人聽到或想象有一個施奈德(Schneider，譯按：德國)人用下流話辱罵他的妹妹，為此，一群年輕人回家去拿槍。幸好調停者進行了調解才沒發生什麼流血事件。然而，一般說來，鄰居之間是真誠的，沒有解不開的宿怨。

我第一次去沼澤時下了決心，對於我和朋友的關係要謹言慎行。我不打算再得到像我在密爾沃基朋友群中那自以為聰明的名聲。這是我的策略，因為比我年長或長昉高的男孩對自以為聰明的孩子不會有深刻的印象。相反，我相當自然地以小弟弟身分與他們相處，向他們多多學習，清洗富家子弟、城里滑頭出身的名聲，感到自己被人喜愛和尊敬。我所具有的這種在學術和職業以外的與人相處的技巧和對人的理解，主要應歸功於我在羅克沼澤的生活，而不是我一生中其他任一次經歷。

這是一次美妙的充滿想象的冒險；在20世紀恢愎對新彊域的開拓。男孩們並不很相信其現實性，但它多少使他們興奮和滿足，直到他們又一次找到工作。此外，他們熱情洋溢、非常樂於當牛仔，甚至配帶上左輪手槍、戴著德克薩斯帽、騎著馬走土沼澤地上。要使羅克沼澤經營得非常成功，讓他們做管理者是不大可能的。漢克優先被雇用，仍是正式的老板，雖然他最年輕。喬治是元老，性格外向的肖基憑其才能去做了廚師。

P52 當然，鄰居們並不知道我們要做什麼。我們第一次犁地並搬進一個巨大的柱形鍋爐，給它灌滿水作為壓路機時，鄰居們會在星期天從周圍幾英里外來看這些城市滑頭們幹什麼。我們坦率地表示懷疑(後來證明，是對的)，但他們是好心情、正直、友好的鄰居，接納了我們為社區的成員。

我不能詳述羅克沼澤全部漫長的、最終是悲哀的歷史。我們開始後不久，戴維斯在一次情緒消沈期間，在他寄宿的明尼阿波利斯旅館裡把左輪手槍對準頭部，扣動了板機。這對我的震動遠遠超過我的家人(祖母、舅舅、祖父)的去世。我是在高中的三角課課堂上得知這個噩耗的。直到現在，我得知這一消息時，那房子、教師、金斯伯格先生和同學們還閃現在我眼前。

戴維斯的去世，帶走了許多冒險的勇氣和進取精神。其他股東都沒有很多時間致力於這件事。另外還有其他挫折；一次大火燒毀了一部分我們一年收獲的草籽，那時草籽銷路很好；我們的牲口群中蔓延了一種流行的紅眼病，當我們把牲口圍起來給安們的眼睛點上刺痛的眼葯水時，它們一天天變得更瘦、更不安、脾氣更壞。事實上，真正最後結束這次冒險活動的決定是牲口們作出的。我們已經種上600英畝的牧草，並放養了赫勒福德牛，但它們草一點也不吃，它們什麼都吃就是不吃草，還撞開我們築好的所有籬笆，包括鐵蒺蘺和電網，走出牧場。

我們的失敗實質上是一次生動的實證：理論不利如何貌似有理和「明顯」地有根據，都可能完全被現實世界頑固的事實所推翻，對此我決不會忘記。戴維斯帶給我們一個無懈可擊、有利可圖的養牲口計劃，而牲口卻有其不同的計劃。無疑，後來我對主流經濟學的先驗主義(a
priorism)的深深懷疑有些始於這次經歷。

我不必再詳談這個沼澤，它不僅在智力上而且在感情上對我意 P53味著什麼。在第13章，我稱1955年12月15日是我生活中的高潮日，但或許這是錯誤的。也許應該是1932年的一個星期，那時我正在作生態調查，完全與世隔絕地生活在碎石島的棚屋裡，四周全是大片茂盛的青草和狹長的灌木地帶。除了周圍的鳥和昆蟲外不對任何人講話，除了二英里以外的小山上偶爾有農民在犁地以外看不見任何人。隔著一望無際的草地，我向北能看到洛梅拉的教堂的小尖頂。那是我最接近於神秘的一次體驗，彌足珍貴而又難以言表。

幾年後，大約是一個冬夜，清冷的月光下群星閃爍，雪很深，哈羅德．格
科夫(H.Guetkow)和我背著背包，一起從塞亞沙樞紐站到羅克沼澤滑雪。午夜過後很久，空氣刺骨而清新，萬籟俱寂，只有我們剛乘坐的那輛火車向北駛去時，偶爾傳來遙遠的低沉的汽笛聲。

50多年來，一張沼澤的快照一直帶在我的錢夾裡。現在這片土地和霍列肯一起是州屬獵烏保護區，在塞亞沙樞紐站的鐵路附近的河上築了壩。許多茂盛的牧草地積著水。我最後一次見到漢克，也許是20年前，他已是基瓦斯庫姆附近事業有成的農民。我不知道喬治或肖基怎麼樣，但我常常想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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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那裡長大的密爾沃基很難說是閉塞地區，但它既不是藝術的中心，也不是智力冒險的前沿。它是一個十足的製造業城市，當地政府的社會民主傳統有悠久的歷史，它是由德國1848年革命分子幫助建立的，它因成為進步的社會立法而被銘記於心。

我上的中學都是優秀的，但它們的優秀在於給予堅實的經典基礎，而不是向學生提示新奇。我們聽的音樂是貝多芬，而不是斯特拉文斯基；我們看的畫是米利特( Millet)，而不是畢加索甚至塞尚。我離開密爾沃基時還從未過馬塞爾．普魚斯特或 T.S. 艾略特(Eliot)，也沒聽到過他們的名字。

甚至在大蕭條破壞最嚴重時，失業人數巨增，對現存社會體制已不抱幻想的人，也很少以尖銳的或暴力的馬克思主義表達自己的思想。與附近的芝加哥一樣，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戰鬥的詞，而是和自由的改良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聯繫在一起。也許因為這一點，政治爭論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圈子裡，是以平靜而講道理的語調進行的。蕭條時期和繁榮時期一樣，密爾沃基教導兒童
p55 們期望世間人事的進步，並為此而努力，它並不讓他們避免新思想，但按1848年革命者的精神，變革是漸進的而不是革命的。
我1933年到芝加哥大學時，在藝術、智力和政治上遇到的所有東西，都是密爾沃基所沒有的。沒有一件東西不因其大新奇神妙、太不可思議，而使聚集在米德韋(Midway)校園的師生們活躍的頭腦強烈興奮，在接受或拒絕每樣東西之前，都必須探究、嘗試。

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生活

根據我哥哥在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歷，我已在期待著自己的大學生活。我知道體育運動的重要性以及新生不可避免受戲弄，雖然我對這些活動全無熱情，但還是準備把它們作為交易的一部分去接受。
1933年9月我乘上北肖爾(North
Shore)電動列車開始我的的新生周。一個小衣箱已先運走，我還帶了兩個大袋子。路上我和一個同樣帶了很多東西的青年開始交談，我們發現我們去同一個目的地。這個年輕人哈羅德．皮爾遜(N.Pearson)在沃基根上車，也是一個同路人。我們一起改乘芝加哥高架鐵路，它和北肖爾列車走同一路線。我們在63街的Greenwood街口下車，背著沉重的袋子，走過3個街區去大學的伯頓------賈德森
(Burton-Judson)宿舍。
我們走近宿舍門時，一個穿著粗花呢茄克的男子(一個研究生，顯得「非常」成熟)走出來，作自我介紹並問：「幾位先生是右想先喝口茶再拿包裹上樓？」有點裝腔作勢，而且是明顯的牛津劍橋味，但它立刻而且徹底重構了我對大學生活的期待。戲弄
p56 和玩耍被遺忘了，我已發現一所真正的大學。
因為宿舍相當新，而且大蕭條削減了新生人學人數，所有的房間都是單人住，大學還把許多房間租給研究生住。就我記憶所及，住在我們那一廂宿舍4層的有8個學生：一個學習梵文的學生(他希望在他拿到學位之前，國內他這門學科有兩三個位置因有人退休或死亡而空缺)；一位用拉丁文寫論卡托路斯(羅馬抒情詩人)的學位論文的學生；一位學醫的學生(他的門路很多，能搞到實驗室的純酒精，我們用它加上水和葡萄柚果汗來喝)；一位學(極端先鋒派)英國文學的研究生；一位學古代中東語言的大專生；一位學法律；一位化學系新生和我自己。伯頓—賈德森宿舍裡的其餘房間，也有類似的各種居住者。
這是可能的有利於成長的最好環境------沒有人為的代溝。研究生與我們相處即使不總是平等的，至少也是有感情的。他們容忍我們的無知，並在可能的時候予以糾正。「角色榜樣」是我們現在這麼稱呼的，但我想那時沒有這個用語。
不時有些其他人也來指教我們，但他們不是真正的角色榜樣。其中有一個是年長的同伴(大約30多歲了)，他有後備軍人資格。他除了大學學習以外，還上些軍隊通訊課程，以便晉升軍銜。因為對功課並不感興趣，他常讓我幫他做功課。調動部隊越過south山參加蓋玆堡附近的戰役使我感到很有趣。可惜這位長官還被發現是一個有盜竊行為的人，他不得不搬走了。
搬來一個從堪薩斯市來的年紀大而且長相兇惡的瘦傢伙，他喉嚨處有一道大疤------想必這本是一道致命的傷口。他曾被密蘇里州政府(也就是堪薩斯市腐敗的湯姆．普倫德加斯特(T.Prendergast)的機器)派去學林業或某種不大有希望的學科，更可能的是他被派出堪薩斯市，直到他度過某種困境。無論什麼時候，他都待在屋裡玩一種浮動的21點遊戲，並備有足夠的酒。我預料他用這種方式
p57 掙生活費，但我從未被誘去參加過這種遊戲。
我並不打算使人們有這樣的印象，即芝加哥生活的豐富多彩使我們的學習失色。我們生活在成年人的環境中，成年人意味著嚴肅地工作。特別是通過觀察研究生，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是受過教育的人。一位學英國文學的學生(我幸而忘掉了他的名字)從不停止嘲笑我的保守，特別是關於我的音樂、藝術和文學口味。他向我保證說，我一生決不會作出有任何創造性的事業。
為了自衛，我不昉不花時間聽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看畢加索，並且詹姆斯．喬伊斯(J.Joyce)的書，當然，後來我完全欣賞它們了。我想甚至沒有別人的刺激，那一切也會發生的，但我們並沒有做受控實驗。在芝加哥大學的環境裡，一個人能遇到大量嶄新而又現代的東西。
這種境遇有一部分是大學安排的，即通過著名的訪問者帶到校園來。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德海(A.N.Whitehead)是那年第一個來訪者。我時常去曼德爾(Mandel)大廳樓座的一排聽他公開講演。我專心致志地聽一個小時卻聽不懂一句話，我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不通處歸咎於我缺乏教育，但幾年後我讀了幾本懷德海的著作，便開始懷疑那種評估是否正確。
幾年後輪到法國的天主教大哲學家克．馬里坦((J.Maritain)。他用英語演講。雖然他無疑完全精通英語的書寫形式，但顯然他很少講英語，甚至要請別人為他的手稿標上語音。不管講什麼，他的發音都帶有十足的法語語調和語音省略，在詞或短語中間停頓。我又一次完全聽不懂，但這次的理由顯然和上次完全不同。
許多其他的公開講座給我的收穫要大得多，但不知為何，這兩次的情景總在我記憶中盤旋。
(馬里坦(1882-1973)法國哲學家，新托馬斯主義的全要代表，作品有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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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生 學 習
我到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年是它實行新計劃(的第三年。學生可以通過參加綜合考試來完成學士學位的大部分學科要求。所有學生都要通過如下學科的考試：人文學科、社會學科、物理學科、生物學科；但並不要求學生去聽課。這些規定正合我的口味，使我能在三年中，即於1936年獲得學士學位。
我很少去聽課。因為我高中時優秀的訓練，已使我幾乎準備好了頭兩年的考試。我很快就去聽較高年級以及研究生的課程。拉爾夫．杰勒德（R.
Gerard）用蘇格拉底問答式法教生物學，使新生很受鼓舞。雖然我仍對生物學深感興趣，但我決定不把這一有興趣學科當作職業來學習，因為我是色盲，在實驗中也笨手笨腳。
另一方面，亨利．西蒙斯（H. Simons）時常蹺著兩條椅子腿教授的價值論課，使我初次了解精密的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我一心想學經濟學專業，在我得知它要求必需先修一門會計課程後，我又改學沒有這種要求的政治學（對於一個後來成為一所工商學院的創始人，並獲諾貝爾經濟學桂冠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奇怪的開端）。這一相當偶然的決定的結果（迷宮中的一個真實的叉口）使我在政治學和經濟學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我高中時閱讀大量經濟學書籍之後，價值論課程為我的非經典經濟學研究生課程（甚至是研究工作）作了很好的準備。
我在大學二年級初期，不再正式選修數學課，因為一位微積

( 我應準確地詳細說明：「老的」新計劃在校長羅伯特．哈欽斯（R.M.
Hutchins）到學校前已開展了，它是1931年實行的。哈欽斯逐漸把它改變為「新的」新計劃，它強調讀名著和速成（兩年）學士學位。很幸運，直到我完成學業它才開始實行。

分教授堅持要我去聽課。此後，我幾乎所有的數學知識都是自學的，有些是我在大學學的，但在50年代初才相當集中地繼續學習，並完成了當時這個專業博士學位的大多數課程（大量高等代數、分析和函數論，少量拓扑學）。自學給我勇氣和技巧，隨時去掌握在我研究中所需要的數學新知識。這也使我的數學技巧雖不完美但尚可應用。
我在語言上也使用了同樣的自學策略。高中時我向可敬畏的弗勞蘭．魯曉普（F.
Ruschaupt）學了整整兩年德語，這使我有了相當的德語說、讀能力。我學過4年拉丁語，它給了我非常多的古典歷史和文明知識，但還不能通過讀拉丁語來消遣：我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翻譯和對語法的吹毛求疵上，而沒有去閱讀。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註冊了法語課，但幾乎沒去聽過。教師給我們一些簡單的讀物，逐步介紹新詞匯，如同孩子們的初級讀本。我發現我不用太注意正式語法，並幾乎不參考詞典就可以閱。然後我進而讀嚴肅的法文政治書籍，盧梭和孟德斯鳩，覺得雖然它們難一些，但還能理解。從那以後我一直以流利地閱讀法文作為消遣，期實我的法文基礎只是選了那一門課，甚至沒有去聽過（那門課我的成績是B，口語考試的結果不太理想）。
我從法語開始進而學習其他語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獨立地學習，以致到今天，我可以20多種語言閱讀專業書籍和論文，用6種語言閱讀文學作品消遣。
當然，寫和說是另一回事──事實上是另兩回事。人們可以僅靠花大量時間閱讀來學會流利地閱讀，也可以僅靠花大量時間聽和說來學會說。不幸的是，多數美國人幾乎沒有機會（比如說和歐洲人相比較）說其他語言。英語已成為國際溝通語言，這一事實使問題更加嚴重。
於是我得出結論（我那教語言的同事說我太草率），在美國P60的中學和大學的外語口語技巧教學，幾乎是徒勞的。語言課程應集中於發展閱讀技巧，而且最主要的是教學生如何只是通過閱讀來形成這些技巧。
但是當人們在海外旅行時作麼點早飯呢？第一步是買一本伯利茲（Berlitz）常用語手冊和一本好的袖珍詞典，勤快地使用它們。第二步是買些錄章帶來聽，然後堅持在任何情況下都運用這種語言真到你懂了為止。
遵循這些方法，凡是不怕丟臉的人都能說任何一種外語，雖然笨拙但能被理解。學外語最大的敵人是怕丟臉，不能或不願再當一次小孩，並讓自己的缺陷表現出來。我已發現這種方法在30個外國國土都行得通，其中有些特殊的語言像匈牙利語、漢語或土耳其語常被看作難懂的。在那裡，本國人對法語說得不大好的人很粗魯，這種風聲妨礙了我。
然而玩這種遊戲有其危險性。如果你用外語提問題，當地人會以為你能聽聽他們的回答，而這是錯誤的假定。另一個危險是你將得到一種聲譽，人們會根據你這20種語言中每一種中的上百個詞匯，就以為你是一個有驚人成裔方的通曉多種外國語的人。但這個遊戲極有趣。我時常覺得這是我旅行中的主要消遣，因此我不願去像澳洲或英格蘭那樣只講一種英語的地方。但在巴黎則要小心。

大 學 朋 友

在大學頭兩年，我過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生活（到第三年則有一些鬆動），早上6:00起床到晚上10:00睡覺，每周七天我埋頭讀書或談論書本，這包括進餐時間和大部分參加社交活動的時間。概論課為我們提供了共同的話題，所以學生們的神學院餐卓本經常談論學習。(
多數星期六傍晚，我們六七個學生在一起喝著使宜的麝香葡萄酒，讀劇本或爭論哲學。我們中間有各種各樣的人。米爾頓．沃爾福德（M.
Wolford）來自南伊利諾伊的一個富裕家庭，他從關心存在而轉向討論哲學，因為他很憂鬱而且常受欺侮，像A.A.米爾恩（Milne）的小蠢驢(，所以外號叫：笨驢。我很喜觀他，但也許取笑他太多，他對別人比對我更親近。
笨驢易受催眠。事實上如果有人讓他坐著緊緊握住他的手，就常能使他安靜。如果暗示他不能把手拿開時，他的手真的不能拿開了。但我們也很快承認這是一種惡作劇，笨驢越來越難以保持安寧，神經衰弱症經常發作。他還是大學生時就去世了，表面上是因為心臟病，實際上是因為悲觀厭世，或是因為今天所謂的存在主義的焦慮。
利奧．希爾茲（L. Shields）是來自鹽湖城的活潑標緻的天主教徒，他是被校長羅伯特．哈欽斯和哲學家莫蒂默．艾德勒（M.
Adler）的托馬斯主義帶到芝加哥來的。他的行動常常像小鳥一樣，輕快機靈。他導常聰明，對文學寫作和政治哲學都感興趣。他哥哥弗朗西斯有一段時期也在芝加哥大學。他們長得非常相像而且舉止也很相似，以至弗朗西斯立刻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和他一起搭便車旅行過幾次──
那時，搭車旅行不特別危險，而且根據芝加哥大學的政策，缺課不太受人注意。
利奧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在聖母（Notre Dame）大學完成政治哲學博士學

(最近幾年來，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我一直極力提倡設置一門共同基礎課程──
不只是一種配置的要求──為了給學生除了流行音樂、電視劇、活動、性和天氣以外的共同話題。我對共同基礎課的價值的信仰直接來自我在芝加哥的體驗。
(米爾恩（1882-1956）著名英國幽默故事作家。

P62    位（論文是論社會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任命為步兵中尉，在諾曼地海灘進攻開始犧牲。

我們中其餘的人比較幸運。溫斯頓．阿什利（ˍˍw.Ashley）是從俄克拉荷馬帶著他的小說草稿來的。大學把他在到亞里斯多德、聖托馬斯．阿奎那和天主教會那里，後來又使他成為多米尼根教派（Dominican）的教士，終生在教會從事教書和管理工作。

米爾頓、利奧和溫斯是我們這伙人中不受拘束的機靈鬼，他們不久就策劃或被介紹成為所謂亞里斯多德─托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主義者（我從未得知它從何而來）。上述詞語的前三項不難連在一起，但最後一項有點古怪。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認真的事，但也非常好玩，他們無非是裝模作樣。有一個時期他們三人都剃光頭，我猜想是為了抗議世界的不公平。一段時間後，有一個可愛的女學生海倫．埃利希，不知是出于模仿還是自己突發奇想，也剃了頭。這四個人的頭髮花了很長時間才長好。海倫在長頭髮的每一階段看上去都很迷人，而另外幾位我就很難說了。

利奧和溫斯頓的信仰，逐漸變成較保守的羅馬天主教信條，但這是他離開芝加哥以後的事。同時這三人和那時的一位教員桑頓．懷爾德（T. Wilden）以及較年輕的諾曼．麥克萊恩（N. Maclean）一起都認真地繼續從事文學研究。麥克萊恩是兄弟會（Beta Theta Pi）會員，這個組織在艱難時期曾衰落，他在兄弟會鼓舞下在學生中發展了一些新會員。該團體天真地集合了相當多的校園托洛茨基分子，包括利奧和溫斯頓，所以Beta Theta Pi 有一陣子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堡壘，當然完全是文學托派。

恰在那時，曼利．湯普森（M. Thompson）加入我們的行列。他父親在俄亥俄的曾斯維爾擁有一家凱迪拉克汽車經銷處，並且不願把兒子送到芝加哥大學這樣一個聞名的激進主義和唯理智論的溫床去讀書。（圖）1934年芝加哥大學的伯頓宿舍。從後到前為：我本人、利奧．希爾茲、溫斯頓．阿什利、埃利斯．科斯、拉爾夫．尼邁耶、"笨驢"（米爾頓．沃爾福德）（哈羅德．格茨科夫攝）曼利在高中時已多少接觸過一些懷德海和羅素的《數學原理》並受哲學感化，所以堅持要去。父子達成協議：要是曼利去芝加哥大學的話，就得參加他父親的兄弟會（Beta Theta Pi），以p64保護他的美國價值觀。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們知道，曼利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後，既相信亞里斯多德、康德，也相信珀爾斯（Peirce），還在芝加哥大學哲學系繼續他卓越的事業。


埃利斯．科斯（E. Kohs）那時也在這個宿舍住，因「無法以音樂謀生」而開始學主會學。他錯了──他不久就改變主修學科，並成為一位作曲家和)音教授。在我們周六晚會上，他常給我們講授音樂理論。我們多年一直關注著他事業的發展，欣賞他的音樂，並保持與他的通信聯繫。

我已提到過哈羅德．格茨科大，既然他在我20多年的教育和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我要多講一些他的故事，甚至涉及預示我以後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雖然哈羅德和我都在密爾沃基長大，我們的家相隔不到一英里，我們還幾乎同歲，但我們在去芝加哥北岸的火車上相遇之前沒見過，因為我們上不同的公之中學。我到他時，他那當商人的父親已經病故。但我們上學的其他方面背景相似，而且對新生活的反應也相似，都沒有被我們遇到的神學理論所征服。

我們時常進行飯餘談話並自由討論，我們共同的話題是科學興趣、認識論和倫理學（也許我難免記錯）。我已經接受了邏輯實證主義，對此我從未放棄（現在我寧可稱它為經驗主義），而哈羅德那時認為達爾文主義目的進化論能為倫理學提供公理。我們爭論了很長時間。如果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有變化的話，那是通過理解世界，而且通過提供科學知識，去解決人世間的一些問題。哈羅德專心致志于心理學和教育，而我研究經濟學和政治學。

哈羅德那些年相當認真──不乏幽默，但從不作無聊之舉或惡作劇。我要把他列入最無輕佻舉動的大學生人群。他有非凡的能力表達道德義憤（真實的或假設的）。當我們在走廊裡大吵大鬧打斷了他的學習時，他常用的讓我們復歸安靜的辦法是：走出房間盯得我們悄無聲息。他的舉止反映了他的目的感，他在大學時從不背離他的目標──準備去教高中。

珀爾斯（C.S. Peirce, 1839-1914）美國名哲學奇才，實用主義創始人。

因為我們學的課程不同，哈羅德和我彼此能指出我們可能忽略的想法。是他首先提醒我注意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 Piaget），那時的美國行為主義者幾乎沒有提到過他。他還告訴我教育學院的H.C.莫里 森（Morrison）教授的研究成果，這位教授以一種現在叫做任務（task）分析的形式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

1936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哈羅德離校去教高中，但1940年他又決定要密歇根大學研究生院。那時我在伯克來加州大學工作，我們通過書信繼續我們的友誼。由於那時國際局勢的迅速變動，我們每人都不得不艱難地在即將來臨的戰爭中選擇自己所期望的角色。

我很早就是一個干涉主義者，但命運的嘲弄使我在整個戰爭中一直是平民（見第6、7章）。哈羅德成為一個謹慎的反戰者，在美國參戰的整個時期，他用四年多時間致力於民間公益服務。在我寫這些話時，我面前放著他1940年10月的一封信。那時他要求征兵委員會把他列為因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這封信明顯地反映他的始終如一，因為信中提到以前對衝突的非暴力反應的討論。

1942年1月，我還收到他一封非常長的信。3月份我回了一封更長的信（他的信不空行地打字有7頁之多，我的有12頁）。我們激烈地爭論非暴力與反納醉主義戰爭的相對優點。今天讀這些信重新喚起我們那些年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掙扎。那時我們都不得不審查自己的基本信仰，以便獻身於一方或另一方。現在我對我信中有一兩個誇誇其談的段落有點羞愧。但總的說來，哈羅德和我是有實際根據地、理性地在爭論：戰爭或p66被納粹征服的世界會成什麼樣？以及我們在什麼時期衡量其後果？對暴君的非暴力抵抗的前景如何？

皮亞傑（1896-1980）著名的兒童心理及發生認識論大家，參考劉玉燕譯《皮亞傑訪談錄》音眾出版社。

這些與越戰期間回響在大學校園的爭論相同──完全不外乎"赤化或是死亡"的雄辨。重讀它們，我對下一代學生的精神有了新的了解，不是學生所關心的與我不同，而是年齡不同。25歲的人是以一種不同的角度，以一種來日方長的眼光來考察所關心的事。我回憶起這些信的作者正在涉及自己未來的前景，那與關心自己的子孫們的前景有些不同。

哈羅德一月的來信（恐怕比我的回信），更表明他始終願意徹底公開地審查並捍衛他的之場，頑強但不是頑固。他從不需要奧利弗．克倫威爾（Cromwell）曾在蘇格三教堂致詞中的勸告：「我懇求你們，以基督的同情心想一想，你們可能錯了。」他正在完全按他非暴力信仰行動，以這種方法生活並開展事業時，哈羅德從未想象他在這方面或其他問題上的結論是絕對正確的。他在信中不僅為他的立場提出爭辯，而且公平地表述他朋友已提出的反對它們的具體意見。如果我的信中有一種信徒的腔調，尋求改變信仰，那麼他表達的是內心爭辯的真實感覺──雖然那時他已基本上下定決心。

正如事後證明的那樣，哈羅德戰時的公益服務並不要求他完全放棄他的科學目標。起初他屬於密歇根北樹林的護林營，但戰時的最後幾年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研究六個月飢餓對一群因宗教和道德原因拒戰的志願者的行為和生理心理表現的效果。哈羅德和他的同事保羅．鮑曼（P. Bowman）除了發表了科學實驗報告外還編纂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小冊子《人與飢餓》，以幫助救濟工作者對付大眾在戰時或飢荒時的飢餓。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對他並不截然分離，二者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哈羅德給了我非常有價值的幫助。帶芝加哥時我就發現他可以做一個激烈的評論家，我們常以一種沒有清規戒律約束（no-holds-barred）的方法讀對方的論文。後來在我修改我要出版的博士論文時，我把它寄給哈羅德，我把他當作第一個真正的讀者。他那時以及後來提供的批評，對論文的最後定稿作出了重大貢獻。

戰爭年代我們政治觀點和行動的分歧並沒有使我們的友誼冷淡，雖然那時我們不常見面也不常通信。戰後他回到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土學位時，他和格式塔心理學家N.R.F.
梅爾（Maier）一起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的博士論文證明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際規。這在40年代並沒引起反性別歧視主義的不